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本页是爱岗的小编给家人们找到的媒介批评类别探讨与特征反思通用6篇，仅供借鉴，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媒介批评 篇一
一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新闻传播活动的批评，是把握新闻传播对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的一种观念性活动。中国古代媒介批评无疑就是对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反思。新闻史学界一般把“邸报—京报”称为中国的“古代报纸”，把欧美人士以东南亚及中国沿海港口为据点定期出版的报刊称作“近代型中文报纸”。①因此，中国古代媒介批评是对“近代型中文报纸”产生之前中国本土存在的新闻传播的批评活动。
我国古代媒介批评的萌芽自媒介诞生之日起即已存在，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口头到文本的发展过程。初始形态应该是广泛散落于社会中的人们对新闻传播活动的街谈巷议，口念腹诽，但是这部分内容因为岁月尘封文献匮乏，其存在形态和具体的批评效果大多已无从稽考。
中国从远古时代起，就有了广义的新闻传播活动。秦以前，主要以口头的方式从事新闻传播；汉代以后，逐渐转为以书面的方式从事新闻传播；唐代中期，开始出现了报纸。宋代以后，又开始有了民办的报纸，出现了官报和民办报纸并存的局面。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19世纪初叶中国近代化报刊诞生的前夜。中国古代媒介批评大体上与新闻传播活动相伴相生，但又有所不同。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媒介批评的历史时间跨度，上限应该是以古代口头新闻传播为始，以唐代出现报纸为正式展开，下限是直到20世纪初叶，中国古代邸报—京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为迄。唐代以前虽然已经有了丰富而大量的新闻传播活动，但新闻事业还没有诞生，媒介批评还无法找到相应充分的有效文献和文本进行分析。19世纪初叶，中国近代化报刊虽然已经诞生，但中国古代邸报—京报并没有立即消失，而是与近代化报刊并立存在，并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与中国古代媒介、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相表里、相始终的中国古代媒介批评，同样也没有因西方的近代化报刊东来而寿终正寝，而是从与近代化报刊的比较中获得了新的批评坐标和理论资源，在批评标准、视角方面获得了有意义的重大转变，使媒介批评的社会效果得到了新的力量加持，成为最终促使中国古代新闻媒介和新闻传播活动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的强大力量之一。
中国先秦时代的新闻传播活动，已经见诸文字记载，但主要依靠口头传播。先秦诸子多是宣传大师，对媒介功能多有体认和论述。当时的人们已经看到了口头传播方式的先天不足之处，一些重要信息经过口耳相传，随着时间的延续和传播环节的增多，不断地损耗或失真，以至于不断地失传、扭曲，《荀子·非相篇》云：“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外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②信息传播历时越短越迅捷，所传达的内容越详细；历时越长越迟缓或越经周折，则所传达的内容就越粗略，甚至“无传”。这是对传播的时间性因素的关注。《庄子》曰：“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③则是注意到了传播者的感情因素对传播的影响，强调在传播的过程中，人们应该尽量限制主观感情，以实现真实的传播。这些论断是媒介批评的朴素的萌芽，但“媒介批评”的意味还不明显和浓郁。
中国以书面文字形式传播官方新闻肇始于汉代，诏书、露布是其时主要的官方新闻传播媒介，颁发诏书、高张露布，总是为了行政和军事上的需要，统治者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媒介的意识形态维护功能：“武帝元狩中，复下诏御史，以酂户二千四百封何曾孙庆为酂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报萧相国德也。”④宣传的意图非常显豁直露。“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⑤对利用露布假新闻的情况进行揭露，说明人们对媒介的信息传播功能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辩证性认识，并在社会实践中刻意地加以利用。早在西周时代，中国已经使用烽火通信技术，“烽析是警，实扰移关之民”。⑥则从社会传播效果的角度，形象地反映了烽火传播的军事信息，对边关民众生活的巨大影响。这些文字，从某一方面来看，也具有一定的媒介批评性质，但由于当时新闻传播活动尚未完全独立，人们的媒介意识还不成熟，还无法自觉地从新闻传播的角度开展媒介批评活动。
二
唐代中后期，中国诞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进奏院状，它是地方诸道和各藩镇派驻朝廷的邸吏，向地方传发的一种报状。和现代的词义十分接近的“新闻”、“编辑”等语汇，在唐代也均已出现。虽然唐代还没有出现封建中央政府官报性质的报纸，但唐代具有经由中书省的政事堂将某些政事活动“条布于外”的制度，中国由此开启了新闻事业发展的时代，新闻传播与人们的社会生活越来越密切，人们的媒介意识也越来越清晰。
孙樵《读开元杂报》一文，是研究中国唐代新闻传播事业经引的重要文献。从一定的意义上确实可以说，《读开元杂报》是中国媒介批评史上第一篇具有某些媒介批评性质的文本。“读开元杂报”，标题就揭明这是一篇读后感；“樵后得《开元录》，条条可复”，是在评价“开元杂报”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同信史一般。“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诚不类数十幅书”，是在比较同一种媒介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内容的差异，透露出媒介与时代环境之间的依赖关系。“樵恨不生为太平男子，及睹开元中书，如奋臂出其间，因取其书而漫志其末”，⑦反映出作者在比较媒介内容之后，对其中体现和包蕴的王朝隆替与兴衰所产生的无限喟叹与感慨。虽然孙樵并不具有媒介批评的自觉意识，《读开元杂报》的主体也还算不上是一篇地道的媒介批评文本，但其中部分文字的“媒介批评”性质则不容否定。
三
中国古代报纸到了宋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闻媒介与人们生活的关系日益紧密。宋代邸报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传达政情、政令，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封建王朝利益而建立的信息传播系统，这固然赋予了邸报存在的合法性，但也从政治上规定了邸报只能是一种体制内的存在，不能逸出统治者为之预先设定的传播功能范畴。来自官方的媒介批评成为法律管制手段有效启动的前奏和铺垫，批评的主要标准则是邸报的传发活动是否依“例”、“制”进行，严禁“妄行传报”朝廷机事。如《宋会要辑稿》载道：
仁宗皇佑四年九月十七日诏，访闻诸州进奏官日近多撰合事端誊报，煽惑人心，将机密不合报外之事供申。今后许经开封府陈告，如获，进奏官不候年满，优与授官出职，余递迁职掌。不愿本院转职，当议比类安排。本犯人特行决配。⑧
哲宗元符元年五月十七日尚书省言，进奏官许传报常程申奏及经尚书省已出文字，其实封文字或事干机密者不得传报，如违并以违制论。⑨
在封建社会，统治者或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或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考虑，对灾异现象、军情、朝廷机事、臣僚奏章等，害怕由于信息传播不慎而引起人心浮动，造成连锁反应，故在传报中多有限制。他们从维护社会统治秩序安定的需要角度，开展对媒介与传播活动的评价，以达到控制媒介的信息传播为我所用的目的。
宋仁宗庆历八年正月十二日，秘阁校书知相州杨孜进言道：
进奏院逐旬发外州军报状，盖朝廷之意欲以迁授降黜示赏功罚罪，勉励天下之为吏者。积习因循，降灾异之事悉报于天下，奸人赃吏游手凶徒喜有所闻，转相煽惑，遂生观望。京东逆党未必不由此而起狂妄之谋。况边禁不严，细下往来。欲乞下进奏院，今后为唯改差任臣僚，赏罚功过，保荐官吏乃得通报。其余灾祥之事，不得辄以单状伪题亲识名衔以报天下。如违，进奏院官吏并乞科违制之罪。⑩
先阐述朝廷进行新闻传播的本意，然后解释由于“积习因循”，导致报道范围逐渐扩大，结果导致“转相煽惑，遂生观望”的社会传播效果。作者据此推测一些倡乱起义也未必与此无关，并进一步申说由于边禁不严，难保敌方间谍往来，信息传播不慎会为敌人侦测我方虚实、刺探军情提供便利和机会，要求明确报道界限，严控报道范围。最后，作者提出对违规者的究办措施。将传播效果与社会秩序控制有机地联系起来，其思维路径与后世大众传播理论并无多少区别。杨孜的这一建议，为仁宗所采纳。可见，这是一篇颇为成功的媒介批评。
邸报的“定本”制度其实质就是新闻检查，这一制度在传播控制方面有一定效果，但也带来了不小的副作用。这一制度在宋朝先后两度取消。第一次是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出于枢密院检详吏文字刘奉世的请求，理由是邸报“五日行遣，颇属烦文”，〔11〕即传播周期设置不当。徽宗宣和三年，宣告恢复。第二次是高宗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出于右正言凌哲的建议，他的理由是实行定本制度以后，“动辄年旬日，俟许报行，方敢传录。而官吏迎合意旨，多是删去紧要事目，止传常程文书，偏州下邑往往有经历时月不闻朝廷诏令，窃恐民听妄生迷惑，有害治体”。〔12〕14年后，即孝宗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再次宣告恢复。刘奉世的建议，是出于方便传播自身的需要，符合传播的规律。凌哲的建议是在观察和分析了媒介传播实际情况后，针对传播实际问题和弊端所进行的媒介批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宋代小报的出现冲破了统治者对媒介的垄断，自然难为他们所容，这为媒介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对象性基础。宋朝的史料典籍中，当局对这种体制外的小报进行批评的文字骤然增多：“监察御史里行张戬言，窃闻近日有奸佞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至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乞开封府严行根捉造意雕卖之人行遣。”〔13〕徽宗大观四年六月七日上批：“访闻日近有诸色人等撰造浮言，诳惑群听，乱有传播，赐予差除，以少为多，将无作有。”〔14〕宣和元年六月十四日臣僚言：“窃见迩来凡朝廷进用人材，除授差遣之类，曾未拟议而士大夫间好事者乐于传播，撰造无根之言，欲望明诏有司，严为禁止。”〔15〕语意中充满了对小报的否定性评判。在这些批评文字中，以周麟之《海棱集》卷三中的《论禁小报》最为典型：
方陛下颁诏旨，布命令，雷厉风飞之时，不无小人诪张之说，眩惑众听，无所不至。如前日所谓旧臣之召用者，浮言胥动，莫知从来，臣尝究其然，此皆私得之小报。小报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之有疑似者，中外未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今日某人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郡间得之，则曰：小报已到！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焉，则事涉不密；其不然焉，则何以取信？此于害治，虽若甚微，其实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诏有司，严立罪赏，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国体尊而民听一。〔16〕
这段文字对小报的由来进行了深“究”，即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其传播状态“以虚为实，以无为有”进行了概括和描述，对其危害社会治理的效果进行了定性分析，然后据此要求对小报一体查禁，以使国体尊崇，舆论统一。论述全面，论证环环相扣，前后逻辑严密，结论得出水到渠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可谓宋代媒介批评中的上佳之作。
宋代统治者对小报的批评，是从根本上封杀小报的生存空间与存在的合法性，以维护对新闻传播的垄断，不过其中也涉及到一些基本的新闻传播原则，如“逐时虽有朝报，或报或不报，虽报或已过时”〔17〕的及时性原则，“以虚为实，以无为有”、“以少为多，将无作有”、“妄作朝报”、“撰造无根之言”的真实性原则等。这些论断具有故意污名化的嫌疑，但其中所体现的对一些基本传播原则的坚持，则必须加以肯定。
四
唐宋两朝是中国古代新闻事业萌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如同古代报纸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喉舌，始终无法摆脱官方的政治强力控制一样，唐宋时期媒介批评的话语实践中虽然也曾存在为新闻传播争取生存空间的声音，却过于零散、微弱，其主体基本上是封建统治阶级控制而非发展新闻传播的手段，是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表达。批评视角单一，将媒介批评窄化为单纯的政治批评；批评方法简单，主要通过有权力依托的官方批评话语展开，与现代媒介批评所具有的丰富性、民主性还存在很大的距离。
【本文为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媒介批评史（1815～1949）》（12YJA860005）的部分研究成果】
注释：
①【日】平井隆太郎：《珍贵的研究成果》日文序，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荀子·非相篇》，《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浙江书局汇刻本，1986年版，第296页
③《庄子·人间世》，《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浙江书局汇刻本，1986年版，第23页
④《汉书·萧何传》，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
⑤《魏文·韩显宗传》，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⑥《庾子山集》十三《陕州弘农郡五张寺经藏碑》，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⑦孙樵：蜀刻本《经纬集》3卷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
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正月庚辰条
⑨〔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65册，刑法二之四一，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版，第6516页
⑩〔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65册，刑法二之二九，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版，第6510页
〔1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59册，职官二之四五，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版，第2394页
〔1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正月庚辰条
〔1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65册，刑法二之三二，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版，第6512页
〔1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65册，刑法二之五二，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版，第6521页
〔1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65册，刑法二之七六，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版，第6533页
〔16〕〔宋〕周麟之：《论禁小报》，《海棱集》第3卷，第2页，韩国均：：《海棱丛刻》第四种《海棱集》，民国排印本
〔1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49册，仪制七之二六，徽宗崇宁元年正月二十二日臣僚言，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版，第1962页
媒介批评 篇二
一、对XXX同志的批评意见
1.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还不够全面，领会的还不深刻。
2.深入单位部门调研不够。
3.在协调生态与发展的关系上思考不深、调研不多。
二、对XXX同志的批评意见
1.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发展结合得不够紧密。
2.“双重组织生活”制度落实不到位，满足于现有的知识结构、理论水平和自身能力，放松了对学习的要求。
3.对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策研究不透彻，对保护治理潜在风险的敏锐性要提高。
三、对XXX同志的批评意见
1.主动协调、有效沟通、团结协作的意识不强，在大局和全局中谋划工作的意识还需要提高。
2.加强xx建设工作力度不够。
3.没有经济发展工作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有效结合起来同安排、同部署、同落实。
四、对XXX同志的批评意见
1.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战略研究不够、掌握不够。
2.在如何推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更加有效衔接上思考不深、办法不多。
3.对生态文明思想和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学习贯彻不够深入，存在片面性。
五、对XXX同志的批评意见
1.政治理论学习停留在形式上，未能结合实际作深层次思考。
2.研究监督执纪问责工作不透彻，措施办法不多。
3.缺少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研究，建章立制做的不到位。
六、对XXX同志的批评意见
1.深入基层与职工群众面对面时间少，对xx教育不够。
2.对“两个责任”重视程度不够，压力传导不够。
3.抓环保工作力度不够。
七、对XXX同志的批评意见
1.加强监督还不够有力，好人主义苗头尚未彻底消除。
2.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充分。
3.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中，对生态文明思想和重要讲话精神以及xx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重要精神学习不够，工作统筹安排不到位。
八、对XXX同志的批评意见
1.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懂弄通做实不够，学习劲头有所弱化。
2.在防范社会风险矛盾和加大边境疫情管控方面对策措施少，担当精神不足。
3.贯彻落实关于生态文明的决策部署有差距。
九、对XXX同志的批评意见
1.深入部门、基层了解不够，一手资料掌握不全。
2.在加强xx层组织建设、培养干部上举措不多、办法不新。
3.生态环境保护绩效的重要性没有在干部考核中体现出来，缺乏考核结果运用的有效抓手。
十、对XXX同志的批评意见
1.在思想教育方面抓得不紧，与实际工作结合不够，表率作用发挥不够。
2.工作中存在重部署轻督办的现象，没有建立起督办检查的有效机制。
3.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缺乏关注，没有牢固树立“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的生态理念。
十一、对XXX同志的批评意见
1.在落实全面xx主体责任上还存在主观主义和懈怠思想。
2.从全局角度观察问题，想大事、议大事的能力仍需提升。
3.在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四个意识”树的不牢。
十二、对XXX同志的批评意见
1.对东西部扶贫协作支持我县各项事业发展方面思考不够、措施不多，资源优势没有得到最大化利用。
2.对分管工作想的多，抓得多，对分管工作以外的其他工作发表意见建议、建言献策不够。
3.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缺乏深度思考。
十三、对XXX同志的批评意见
1.存在一定的实用主义，学习内容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
2.没有真正发挥出在提质教育、卫生等事业上的优势，缺乏深入调研导致，在教育、卫生事业方面牵线搭桥不多。
3.生态环境保护“一岗双责”责任落实不到位。
十四、对XXX同志的批评意见
1.对x情和分管部门的工作实际调研不够。
2.与其他班子成员沟通交流较少，思想创新不够，工作创新办法不多。
3.对理论学习不重视，在压紧压实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责任方面乏力。
媒介批评 篇三
【关键词】媒介批评 微博 “微”力量
媒介批评这一概念自1995年引入中国大陆学界以来一度是学界和新闻界的热点。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的理论原理和方法提出了各种各样有关媒介批评的定义。如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定义“媒介批评就是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批评，是对媒介产品以及媒介自身作用的理性思考”①“媒介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它是对新闻传播媒介系统及其各要素进行批评的过程”②等。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媒介批评是社会与公众依据其价值判断，对媒介产品及其传播行为的一种社会评价活动，即“社会与公众”是媒介批评的主体。③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认为“媒介批评是批评者对媒介产品、媒介行为、媒介现象乃至媒介体制、媒介文化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作出分析评判与价值判断。”④这个定义把媒介批评的主体扩大为所有进行批评的批评者。
可见，普通受众是媒介批评的重要主体，这已是学界的共识。理论上如此，然而我国大陆长期的媒介批评实践中，普通受众这一重要主体却处于弱势甚至缺失的地位。从数量上讲，普通受众在媒介批评者中占少数。媒介批评的主体是新闻学院的学者、专家，主要在专业期刊、报纸上和网站的媒介批评专栏进行。对于普通受众而言，期刊报纸的门槛高，缺乏适合他们进行媒介批评的渠道。从影响力来讲，普通受众的媒介批评并不能像专家学者、媒体监管者的批评一样，及时引起媒介的注意，并影响到媒体的决策和行为，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而微博出现后，其技术特性给广大普通受众提供了媒介批评的渠道，并且在形成舆论场之后，往往可以产生以往的媒介批评所无法达到的影响力。
一、微博的独特优势及对媒介批评的影响
国内知名新媒体领域研究学者陈永东在国内率先给出了微博的定义：微博是一种通过关注机制分享简短（140字以内）实时信息的广播式的社交网络平台。相比传统媒体，微博自身独特的优势使它得以成为媒介批评新的有力“阵地”。
1、低门槛的准入机制
不管是在学术期刊还是在报纸上发表媒介批评，都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教育背景。而微博的准入门槛较低，使用人群广泛。据中国互联网发展中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微博用户规模为3.09亿，较2011年底增长了5873万，网民中的微博用户比例达到54.7%。这个庞大的使用人群都是潜在的媒介批评主体。微博开放的传播方式，使用户可以将自己最直观、最原始的看法和评论出来。目前，在微博上进行媒介批评的人群可以分为三个主要大类。一是普通受众；二是传媒从业人员，多为加V认证；三是专家学者或者学术类期刊的官方微博。比如@报业观察、@南方传媒研究。
2、微博的裂变式传播
微博的传播方式并不是传统的点对点、点对面，而是与生物裂变相类似的一种特殊传播方式。以新浪微博为例，它有两种传播路径：“一个是‘粉丝路径’，A信息后，A的粉丝甲乙丙丁……直到无限，都可以实时接收信息；一个是‘转发路径’，如果甲觉得A的某条微博不错，他可以‘一键’转发，这条信息立即同步到甲的微博里，同时，甲的粉丝1234……（直到无限），都可以实时接收信息，然后以此类推，实现几何级的极速传播。”⑤这种极速并且影响广泛的信息传播，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媒介无法比拟的，而微博这一技术特性可以使某些微博信息在广泛转发中形成舆论场，产生轰动效应，成为社会热点，从而扩大媒介批评的影响力。
一个典型案例是“摆拍门”事件。2012年11月17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今日早报》在头版刊登一张“哨所女兵学习十精神”的照片。一位网友通过求证发现，照片中的女兵看报纸的版面内容与报纸宣称的“学习十精神”毫无关系。该网友将求证的过程制作成图片，通过微博“@报纸观察”独家出来，随后该微博呈几何级速度扩散。这个事件在微博上的大量传播，引发网友联合“抵制摆拍”。一位微博认证为“高级编辑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学术部副主任”的网友则在微博上以图文并茂的长微博贴出了自己在期间学习如何摆拍的业务笔记，并作为反面教材告诫要远离摆拍，坚持真实、客观、公正。他的这一微博也获得了1892条的转发和418条评论。在舆论的压力下，浙报集团下属图片新闻中心在官网上启事致歉，并对图片中心值班编辑和照片作者做出处罚。事件并未就此结束。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人民日报则两次发微博追问摆拍事件。新京报也发表署名评论号召以“摆拍”为镜鉴，多些踏踏实实，少些弄虚作假，向形式主义说“不”。回顾这个事件，摆拍事件先是由一个普通网友发现由一个粉丝量较多的行业微博发出后，迅速得到转发、扩散，引起公众大范围关注讨论，进而不少网友开始在网上发起抵制摆拍的行动。最后舆论的强大压力迫使浙报集团做出处理的反应和道歉声明。之后，其他媒体账号诸如“@财经网”“@头条新闻”“@人民日报”纷纷加入报道，最后传统媒介也纷纷介入，将整个事件推至最高点。“摆拍门”事件也入评为《新闻记者》评选的2012年度的十大假新闻之一。
3、微博的高度交互性
微博的高度交互性使得学界和业界不仅能看到普通公众的批评，还能进行话语沟通。而对于普通受众而言，除了发出自己的声音，还可以接触专业水平的媒介批评，无形中也能提高自身媒介素养，对于引导其客观理性思考也具有重要意义。微博上使得多元的批评主体可以直接对话，在媒介批评这个“社会角色的对话空间”内，对话的实质是“建构权威·协商规范”。⑥多元批评主体之间通过对话相互协商，建立专业规范、道德规范、价值规范，从而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媒介批评的意义所在。在微博的媒介批评中，这种多元批评主体之间的互动协商由于微博的高度交互的技术特性得以实现。
二、“微”力量背后的思考
1、微博上的媒介批评反映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媒介评议机构的制度缺陷
微博出现后，成为了媒介批评有力的阵地。这除了与微博的技术特性相关外，也侧面反映了媒介批评机制自身不健全的固有缺陷。作为媒介批评最主要的主体——广大社会公众，长期以来缺乏批评的路径和渠道，致使媒介批评长期局限于在学界和业界的狭窄圈子里。虽然不少报纸设有更正栏目，这种提倡公众通过读报发现错误反馈给报社的行为也是极少数读者的行为，而且批评的内容也仅仅是文字、版面等浅层次的错误，不涉及媒介产品、媒介行为乃至媒介体制等等深层次的批评。事实上，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新闻评议制度。而具有新闻评议功能的媒介评议机构，行政化倾向严重，在公众中知名度不高。虽然评议机构的投诉电话是公开的，但大部分阅听人并不知晓，因此社会公众参与度低，更别提影响力。正因为如此，这些机构无法完全发挥媒介评议的功效。反观世界，目前约有30多个国家建立媒介评议组织。各国的新闻评议会大部分是一种民间自愿性的新闻行业评议组织，其组成成员通常由行业组织、新闻机构、资深检察官和法官、新闻院校及新闻科研机构专家、群团组织代表等相关人士共同组成。从其成员的组成看，是一种兼有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两种成份的新闻评议机构，这使得它在实行媒介批评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既可以发挥行业内的优势，又可以借助社会的力量。⑦而目前，除了香港地区有这种组织，大陆地区缺乏这种有效的媒介评议组织。
2、微博上的媒介批评存在的缺陷
虽然微博拓宽了媒介批评的渠道，但这种渠道具备偶然性，缺乏制度性。作为普通公众，微博主要的功能依旧是社交功能，只有在某个有关媒介批评的事件成为微博上的讨论热点时，才会参与其中。其次，虽然微博注册目前需要实名，但是目前微博用户大部分是匿名的。匿名性使得微博的批评文本存在非理性，情绪化严重，甚至出现谩骂攻击的现象。而这些不理性的言论一定程度上会稀释媒介批评的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微博上的媒介批评还存在着话语权过于集中的缺陷。表面看来微博将媒介批评权回归公众，不管是名人专家还是普通人，人人皆有平等发表言论的权利，但实际上，在微博上人群也分“三六九等”。在微博上，话语权多集中在名人用户上。名人用户主要是指娱乐、传媒、财经、政府官员、艺术等领域的知名人士或者某些组织的官方微博，多加V认证。这些名人用户拥有较多的粉丝量和关注度，微博内容更容易被大量转发和评论，因而在舆论中扮演了意见领袖的角色。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他们的批评，传播范围有限，影响力自然也有限。以上文的“摆拍门”事件为例。发现此事并将此事做成长微博的网友，不是选择在自己的微博上，而是发给一个传媒研究性质的微博@报纸观察，而@报纸观察的粉丝量为10万。假定该网友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出此条信息，是很难得到如此大的影响力的。
结语
纵然微博上的媒介批评还存在诸多问题，但我们必须肯定媒介批评的“微”力量却并不“微小”。在目前媒介评议制度缺失的情况下，这种“微”力量更是不容小觑。虽然微博是无意中成为媒介批评的渠道，但是它所发挥的影响力证明了自媒体在促进媒介批评发展方面有着优势，可以作为促进媒介评议机制的有力辅助和补充。
参考文献
①吴迪，《媒介批评：特性与职责》，《现代传播》，1995（5）
②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15
③郑保卫，《当前中国媒介批评的几个问题》，《现代传播》，2010（4）
④董天策，《媒介批评的空间》，《新闻记者》，2011（2）
⑤孟波，《一场正在发生的信息传播革命》，《南方传媒研究》，第21辑
⑥谢静：《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5
⑦宋双峰，《国外媒介批评机制研究》，《新闻记者》，2006（6）
（作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媒介批评 篇四
本人透过理论和文件学习，不断改造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更加坚定了信念，在思想上、行动上进一步统一到“_x”重要思想的要求上来，统一到经贸委党委当前的工作重心和奋斗目标上来。一年来，做为经贸委党委委员和_x总经理，在集团公司的带领下，本人能正确给自己定位，注意维护班子的团结，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牢记“两个务必”廉洁自律，用心做好本职工作，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做汇报，自我批评，如有不妥，不足之处，请领导和同志批评指正，我将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虚心诚恳理解。
一、加强作风建设
在工作中本人能够树立大局意识，认真执行上级党委和集团公司的各项制度和粮食政策，用心倡导为“三农”服务，认真做好粮食工作，努力完成收购任务。能够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总支上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会议决定的事坚决服从，对重大事项及时请示汇报，并及时向下级传达党委的决定，不搞暗箱操作。平时注意和班子成员沟通，向他们学习，丰富自己的管理经验，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维护班子的团结。
二、认真落实党风廉政职责制
我能严格遵守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六项规定”。凡要求下面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绝对不做。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官，真正做到自律、自省、自警、自励，始终持续_人的政治本色。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敢于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能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使他们也能够严格执行各项规定，认真落实党内监督“五项制度”，努力做到勤政廉政。自觉理解监督，抵制不正之风，不滥用权力，不谋私利，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务实的工作作风，不说大话空话。
三、存在的问题
1、政治理论学习深度不够，平时，自己虽然也重视政治理论的学习，能够及时、认真的学习有关政策，但不够系统，缺乏全面的、系统的钻研精神。仅仅满足于有关安排学习，学过了事，在学习的自觉性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没有对学过的东西进行认真反思，没有深刻钻研。在以后的工作，我还需认真加以克服和改善。
2、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够，领导干部与一般职工需要应对面地交心、谈心，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做得不细。今后我要进一步牢固树立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观点，多深入基层，多搞调查研究，了解状况，职工生活和思想状况，多倾听群众推荐，及时掌握干部职工的思想动态和普遍要求，把他们的一些好意见征集上来，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办法和措施，以更好地做好工作。
3、自己的领导艺术和水平还待进一步提高，领导艺术和水平还需要在今后工作中进一步加强。要透过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提高明辨是非的潜力，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站在全局的高度，从整体利益看待问题，解决问题，以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
4、用心探索粮食购销企业发展的新路子，维护粮食安全。今年由于粮食购销市场发生了变化，销价下跌给粮食经营带来了困难，同时夏粮收购价格定价的不合理，造成目前销售收购困难很大，粮食购销企业应对目前的粮食市场经营存在必须的危机，因此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更要加强学习，吸收好的经验，提高管理水平，认真对待研究调查市场，适应市场，用心开拓市场，探索粮食企业发展的新路子。切实做好粮食安全稳定工作。
5、用心参加党委各项活动，充分发挥党委委员的作用。粮食购销企业是一个季节性的企业，收购季节工作忙，造成了有时不能及时参加党委召开的会议，所以今后工作中努力克服，严格要求自己，合理安排好工作和会议的关系，及时参加党委召开的会议，充分发挥党委委员的作用，切实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
以上是我个人自我批评的发言，不足之处，请同志们给予批评指正，以利于我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提高和锻炼自己。
各位领导：
这天下午是我们深入学习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召开的民主生活会。民主生活会是指党员领导干部召开的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活动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构成的优良作风，是增强党的生机与活力的一_宝。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是中国_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中国_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1937年_在《矛盾论》中指出，“_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以后_多次反复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_的建设来说个性重要。“我们务必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进步”。1942年4月20日_作了《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强调了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xxx同志在《论_员的修养》的报告中提出了_员要有多方面的修养，其中包括“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在_七大上，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资料第一次被写进了_七大透过的xxx章中。xxx章中写道：“中国_就应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中国_就应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国_反对那种自高自大、害怕承认自己错误、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绪”。
纵观中国_的发展，我们看到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政党不断前进的保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1、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战胜自我、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事物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是在不断的否定、否定之否定中发展的。在矛盾斗争中，战胜自我是不容易的，因为自我的弱点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即便发现了，具有敢于承认、揭露、改正的勇气，也是不容易的。只有战胜自我，才能最终战胜敌人。
2、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民主政治的试金石。我们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倡造就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情绪舒畅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如果党员、干部不能从怕字当头的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不能开展真正、有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那么监督、制约、民主都会是空话。
3、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培育良好思想作风的保障。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都是有用的，不可偏废。但是批评是为着启发自我批评，在某种好处上讲，是以批评的手段，到达自我批评的目的。自我批评的作风不培育起来，对自己的错误、弱点不承认、想方设法回避之，不愿理解批评、甚至抵制批评的人，显然不能很好培育批评作风。那些只善于及热衷于批评别人，而不会、不善于批评自己的人，他的批评作风肯定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在某种好处能够说，自我批评的作风培育起来，正确的批评作风才能培育起来，在培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中，应把培育自我批评的作风放在首位。
会前我们之间进行了充分的沟通，这天是我们民主生活的深入交流，作为_员我们务必拥有自我批评的勇气，拥有帮忙同志，发挥团队作风的意识，开诚布公、坦诚相见的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同时也要敢于应对自身不足，勇于自我剖析，不断反思，努力改善。期望大家互相批评既要坚持原则，又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让我们在各自查找不足的过程中交流碰撞、达成共识、共同提高，促进个人和学校的稳步发展，不断进步。
“切忌让‘思想拐点’走在‘疫情拐点’之前，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和社会生活逐步恢复，必须要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为前提。”在疫情防控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怀柔区庙城镇党委书记、镇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马国柱的“开场白”直奔主题。
和庙城镇一样，近日，怀柔区16个镇乡、街道都以疫情防控为主题，召开了一次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xxxxxx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精神，查找当前防控工作中的不足，解决思想麻痹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列出了一张张战“疫”里的问题清单，并逐项研究解决的办法和措施。
按照惯例，民主生活会每年召开一次，一般安排在年底。为啥要打破惯例，增开一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疫情防控已经一个多月了，容易出现思想上的懈怠，我们要通过谈心谈话、批评与自我批评，再紧一紧思想阀门，找一找工作漏洞，进一步提升防控一线干部责任意识，及时疏导战‘疫’一线干部心理，激励干部在‘防疫战’一线中更好地担当作为。”
“要强化科技手段助力防控工作开展，充分发挥‘京心相助’平台作用，有效减轻居民和社区负担。”“下一步，还要加大对各类经营主体的检查力度，强化保洁、家政、劳务派遣等务工人员和境外返京人员的管理服务”“要动态更新各村、社区防控力量的培训内容，需要进一步加大专业培训力度。”……专题民主生活上，16个镇乡、街道的班子成员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把自己摆进去、把防控工作摆进去，深刻剖析当前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一提出整改措施。
民主生活会的成果，最终要靠工作实效来检验。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区委组织部将根据16个镇乡、街道在此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检视剖析问题情况，及时组织“回头看”，在对镇乡、街道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督察的同时，注重在一线考察识别使用干部，不断激励引导全区广大党员干部人才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媒介批评 篇五
一、“微时代”前无真正现实意义的媒介批评
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的媒介批评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如方汉奇教授认为当时部分奏折就体现了媒介批评；也有人认为，媒介批评伴随着媒介的诞生而产生，有媒介，必然有新闻，新闻必会有关注，关注即可产生批评，既有对新闻文本的关注，也必然有对生产新闻文本工具的关注。
笔者以为，这些观点都有其积极意义，如何理解，关键在于对“媒介”及“批评”定义的把握。广义上来讲，出版、广播、影视、网络等大众媒体，甚至从邸报到烽火结绳，都可以称为“媒介”；至于“批评”，主体可以是君主领袖、政府官员、媒体从业者、专家学者和普通大众。若以广义推论，则媒介批评自古有之，但新闻传播学的一个特征是其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媒介批评概念的引入，首先在于国内媒体出现了一些现实的问题，需要纠偏。那么媒介批评，必须具备制约这种纠偏的能力或可能，否则就超越了研究价值本身。
首先，领袖人物对媒介的批评算不算媒介批评？中国共产党有政治家办报的传统，从、、刘少奇、邓小平到之后的历届党内高层领导都对报纸、广播、电视等传媒做出过重要批示甚至批评。比如时期对《解放日报》的批评、20世纪50年代对《人民日报》“死人办报”的批评，但这些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媒介批评。“批评”当然也包括上级对下级的问责，但学术意义上的“批评”不是一种强制权，更多是基于一种平等的态度，其作用于批评主体应是一种表面浅而影响深的弱相互作用，所谓“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而领袖人物对媒介的批评更多是自上而下的命令。同样的道理，各级政府官员对媒体的批评也不应等同于媒介批评。
其次，媒体从业者及专家学者对媒体的批评算不算媒介批评？媒体从业者及专家学者由于浸染其中，对传媒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都较为深刻，他们关于媒体的批评是有一定见地的。但是，他们的媒介批评大都发表在报纸和专业期刊里，曲高和寡。这种理论意义上或自律方向上的批评对媒体的约束和制约力量有限，这可以算作媒介批评，但只是其中一个较小分支。
伴随着技术进步和财富增多，受众所能接触到的媒介越来越丰富，不同媒体之间，同质媒体之间的竞争都日趋激烈，受众的喜恶和选择可以说直接决定着媒体的发展甚至生死，而微博在这一阶段横空出世，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拥有法律许可内的意见自由表达权，媒介批评才开始真正发挥其功效，被批评主体对这些通过微博反映的公众意见越来越重视，微博媒介批评甚至影响着传统媒介的风格和内容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有效、有影响的媒介批评是伴随着新媒体的成长而产生的。
二、“微时代”媒介批评的特征
（一） 微博属于“趋空控制”媒体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而400年前，英国人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信息就是权力。因为权力就是一种控制，笔者认为也可以说“媒介即控制”。控制包括在时间范围上和在空间范围上，传播的时空偏向由英国学者英尼斯首先提出，他认为，任何媒介都具有时间或空间上的倾向性，即：传播媒介或具有易于长期保存但却难以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远距离运送但长久保存性差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跨度的控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文明早期的集权社会，媒介的控制主要体现在时间范围内，如甲骨文、钟鼎文，封建君王篆刻碑文将文治武功昭告天地，这种“趋时控制”更多体现了集权主义。而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的出现将媒介的控制更多地转移到空间上来。微博属于网络媒体的范畴，理论上讲，网络媒体拥有足够的存储空间，易于长期保存，实际上微博信息可以即写即删，碎片化、海量化特征导致其容易被冗余信息埋没，而微博的时效性、互动性、便于传播性，更足以表明它属于“趋空控制”媒体。
（二）微博媒介批评能有效推动传媒发展
“趋空控制”媒体对社会的控制更多属于一种软作用，人类早期社会，集权者控制媒体以控制权力，当媒体发展壮大后，反过来以传播科学与民主的功能对集权进行约束和监督。微博媒介批评的“趋空控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参与度扩大，即时性和互动性强，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广；话语权集中，受“意见领袖”影响大，批评猛烈而短暂；批评成本极小，门槛低，沟通学界和业界、贯通媒介批评理论研究与实践，同时推动公众作为批评主体。
“微时代”把媒介批评从政界、学者等从“象牙塔”领域推向社会大众，根据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分析预测，到2013年年底中国互联网实际不重复微博独立用户数将达到2.5亿，其所拥有的开放性、易嵌性、多元化、分众化等优势说明，微博的“趋空控制”能力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由此微博媒介批评受批评主体前所未有的重视，有效推动传媒积极发展。
（三）微博媒介批评的缺陷
受文本篇幅限制，微博批评往往只能提出意见或强化观点，很少有相应论证，批评容易碎片化、情绪化；发表意见几乎无门槛限制，批评主体总体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导致批评深度不足，多为浅层表达；意见易受网络舆论领袖牵引，也容易被海量更新的网络信息淹没。
三、传统媒介如何应对“微时代”媒介批评
执政力量、媒介自身、专家学者、社会公众是媒介批评的四大构成主体，而其中尤以社会公众批评最为重要。“微时代”之前，对传统媒介的批评主要来自执政力量、媒介自身和专家学者，公众批评几乎缺失，都市类报纸的兴起，使公众批评有了一席之地，但影响不大。“微时代”的兴起让社会公众对媒介批评的舞台顿时广阔起来，由于微博用户与传统媒体受众或者社会公众有惊人的重叠性，受众即上帝，微博媒介批评受到传统媒介高度重视。
“微时代”媒介批评的内容与执政力量、媒介自身、专家学者对媒体的批评有何不同？很难量化区分，笔者以为，这其中固然有因身份不同而导致的批评角度差异，但其批评内容基本是同构的，区别主要在于微博强大的弱相互作用社会影响力。微博媒介批评本质与其他主体媒介批评一致，但起到了放大镜和显微镜的社会功效，作为传统媒体，仍应该从如下方面来改进：一是增强把关人能力，保证传播内容的真实性；二是增强法律意识，保证传播内容的合法性，力避新闻侵权或“二次伤害”；三是改进传播方式，增强有效传播，减少无效传播，力求“短、时、新”、“三贴近”；四是媒介融合，实现立体式传播效果；五是增强精英舆论影响机制，对微博媒介批评中存在的弊端进行有效引导。
“微时代”之前，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是割裂的，缺乏实践监督功能的媒介批评同时也就缺乏了现实意义，“微时代”媒介批评打通了过往对媒介批评理论与实践的断层，对媒体发展的偏差行为必将产生强大的制约机制和纠偏能力。
媒介批评类别探讨与特征反思 篇六
媒介批评是近年来国内传播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2000年11月，教育部《高校“十五”新闻传播学学科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草案）》，将“媒介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列入“‘十五’重点研究课题”。而后，浙江大学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分别将“媒介批评”列入重点研究范围，前者还将“媒介批评学研究”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此后，北京广播学院等高校新闻传播院系，还提出开设媒介批评课程的动议。①2001年，刘建明和王君超二人相继出版了《媒介批评通论》和《媒介批评――起源・理论・方法》，这两部著作的出版使媒介批评在我国第一次以一门学科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有学者评价说：“这两部著作的出版，一方面标志着呼唤多年的媒介批评理论开始逐步确立自己的研究范畴与规范，另一方面也预示我国的媒介批评进入‘预热’阶段。”②此后，媒介批评研究进入了更为丰富和完善的阶段。一些专家学者纷纷介入媒介批评研究，将媒介批评研究引向更为具体、更为系统的层面。像雷跃捷对媒介批评定义的研究和对新中国媒介批评发展历程的梳理，③董天策对媒介批评对象与形态的思考，④谢静对美国新闻媒介批评的解读以及对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⑤等，都是近年来媒介批评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
本文试图在以上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媒介批评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媒介批评的类别――入手，对媒介批评的类别进行新的系统界定，从而廓清以往媒介批评研究类别不清、分类肤浅的弊端，为以后的媒介批评研究奠定一个学术叙事的基础。另外，笔者还试图在对媒介批评类别界定的基础上，分析媒介批评不同类别的具体特征，进而为媒介批评研究的现实意义提供理论叙事的依据。
一、媒介批评的传统分类
关于媒介批评的分类，较早作出解释的是台湾学者黄新生。他在《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开篇就认为，媒介批评应包括三个类别：（1）哲学的批评：知识分子根据个人的观察和本身的性向（predisposition），对大众媒介的批评，其特征是不作具体的内容分析，流于空洞的泛论；（2）报章的批评：报社记者或专栏作家的批评，对象通常是电视媒介，一般影响深远，很受报社和读者的重视；（3）学术的批评：主要由学院派学者撰写，并发表在学术期刊上或以教科书形式出版的主题专精、强调理论，通常不为一般大众所注意的批评。⑥在媒介批评研究引入大陆之后，大陆学者对媒介批评的类别也作过其他相应的表述。像展江就认为，广义的媒介批评是对一切与大众传媒有关的问题的分析和评判。它至少涉及以下三个层面的间题：（1）本体层面：作为大众传播学和媒介评论学的基本内容，它们包括大众传播的五大部类。（2）现象层面：指大众传媒制作的产品，即提供给受众的新闻、娱乐、广告等等。（3）文化层面：主要指大众传媒与社会环境的关系。⑦王君超对媒介批评的类型作过更为系统的总结性研究。他认为媒介批评从层次上分，包括宏观层次的媒介批评、中观层次的媒介批评和微观层次的媒介批评三类；从批评对象上分，新闻媒介批评可分为纸质媒介批评和电子媒介批评两类；从批评内容上分，包括社会责任批评、媒介道德规范批评、媒介权力批评、媒介法制批评、传播科技批评、媒介传播人批评等六类；从批评主体上分，包括专家的批评、媒介管理者的批评、受众的批评、媒介从业人员的自我批评四类。⑧另外，谭舒、董天策也认为，媒介批评的对象应包括宏观的批评（如媒介性质与作用的批评）、中观的批评（如媒介现象和媒介行为的批评）和微观的批评（如具体媒介产品的批评）三种；而媒介批评的形态则有基于学术层面的批评（以论文的形式出现）、基于感想层面的批评（以随笔、杂谈的形式出现）和基于观察层面的批评（以媒体观察的形式出现，兼有以上两种形式）三种。⑨
以上分类林林总总，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笔者认为，根据以上媒介批评的分类依然很难廓清媒介批评的具体类别，它们要么相互重复，要么分类肤浅。因此，笔者下文试图对媒介批评进行重新的分类。
二、媒介批评类别的重新界定
1.媒介批评重新分类的标准
本文对媒介批评进行重新分类的标准是：（1）分类具有排他性。即分类之后的媒介批评类别彼此之间在概念上应该具有排斥性，不能相互重复或替代；（2）现实具有操作性。媒介批评是一项现实操作性极强的社会活动，因此对它的分类，必须能在概念上解决其与现实操作的紧密联系问题；（3）类别具有明晰性。分类的目的在于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因此媒介批评的分类应该简单、明晰，而不必过多过杂，以免将其复杂化。
2.媒介批评重新分类的依据
本文对媒介批评进行重新分类的依据是根据媒介批评的主体来分的。媒介批评是一项离不开人为操作的社会活动，因此从批评的实现来看，它永远摆脱不了批评的主体层面。此外，就媒介批评本身而言，正是基于媒介批评主体的多样性，才决定了媒介批评类别形式的多样性。这一点不言自明。另外，尽管前面提到的其他学者也从媒介批评的主体角度对媒介批评进行过相应的分类，但根据前面所言的三个标准，笔者认为对它还有重新分类的必要。
3.重新界定的媒介批评类别
根据媒介批评的主体来分类，那么就必须得首先搞清楚媒介批评的主体究竟有哪些，如何对这些主体进行最简单和最有现实意义的分类。
关于媒介批评的主体，学者们已经做过很多探讨。像刘建明就认为，媒介批评的主体是指谁来批评，由谁批评，继而表明媒介批评是批评者的主体行为。他还认为，媒介批评的主体多是由多种批评者构成的，批评者分布在社会各个层面，同新闻媒体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批评者的社会分布主要包括普通批评者、批评家群体、媒体的监管者和优秀稿件的评选者四种类型。⑩另外，从前面的介绍中也可看出，王君超为媒介批评主体的分类与刘建明的差不多，除了最后一种说法略有差别外，其余分类基本一致。
然而，从新闻事业本身的情况来看，整个新闻传播活动在大的范围上应该主要涉及三类主体利益元素，即政府（包括政党）、新闻界自身和公众。因此，就媒介批评的主体而言，它也无外乎以上三类情形。这点可以在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中求得佐证，报告第六章《怎么办》一文写道：“这些建议依据行动的源头――政府（包括法院）、新闻界自身和公众――进行分组。”⑾由此表明，哈钦斯委员会恐怕也倾向于将新闻活动涉及的“源头”概括为以上三类。基于此，笔者认为，媒介批评重新界定的类别应该是以下三种形态：（1）政府的批评（管制的批评）；（2）媒介的批评（自律的批评）；（3）公众的批评（监督的批评）。显然，这三种形态的分类基本符合前面提出的三个分类标准。下面，我们将对其各自的具体特征进行分析说明。
三、媒介批评三种形态的特征分析
1.政府的批评（管制的批评）
它是基于政府或政党对媒介的控制和使用而言的。这种批评在本质上是基于政治控制的需要。这种批评在世界各国都极为普遍。在我国尤其如此。像我们的宣传、出版部门对大众媒体的监督与管理就是如此。比如各级宣传主管部门的新闻阅评小组和各级新闻出版部门的审读小组都是这类的代表。它们行使的是新闻管理职能和宣传控制职能，其主要目的是使新闻传播事业更好地为党和政府服务。它们在实际操作中还形成了专门的“阅评制度”和“审读制度”等具体的规章制度。
政府的管制显然是一种强制形态的批评。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的批评经常表现为新闻审查。关于新闻审查，马克思曾经给予一针见血的回击：“书报检查就是官方的批评。书报检查的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因此，就很难把这种标准和批评分割开来，因为他们是建立在同一基础上的。”书报检查“剥夺了报刊出版者本人的全部意志”。⑿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新闻审查对新闻自由造成的限制，以及有可能造成的伤害，对新闻事业发展的阻碍和制约值得重视。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略政府批评管制的必要性。就连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也认为政府权力是规范媒介行为的重要力量――尽管它们“不是建议采取更多的政府行为”。正如它们所说：“根据本委员会判断，每一个关心新闻自由和民主的未来的人，都应该不遗余力地督促新闻界担负起责任，因为如果它没有通过自己的行动做到这一点，那么作为最后一种手段，政府权力将迫使它做到。”⒀换句话说，政府依然是监督媒介、确保新闻自由的重要力量。
2.媒介的批评（自律的批评）
它是基于媒介自身的自我批评，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媒介自律的形态。这类现象在国内外都有实例。像我国现在已经有很多媒体组织开始聘请知名新闻传播学专家作为本机构的“新闻阅评人”，为本机构的新闻工作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并定期做出具体的点评。这种自己掏钱雇人批评自己的“新闻阅评人”就是媒介自律性批评的代表。相比而言，这类批评的形态在国外发展得已经比较成熟。像美国很多媒体都已经形成了制度非常完善的“新闻公评人制度”。除此之外，他们有的还联合起来出资组织类似“新闻评议会”的媒介批评组织，对整个新闻行业进行全面的观察和监督。
媒介的自律显然是一种道德层面的自我批评，它也是新闻传媒及其从业人员对新闻专业主义理想不断追求的结果。但是，这种批评的最大弊端在于它无法保证批评的独立性。首先，无论是聘请“新闻阅评人”，还是组织“新闻评议会”，都需要高额的资金投入。经济负担导致很多媒体根本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批评。有资料显示，全美现有日报1489份，也就是说绝大多数销量低于5万份的日报没有公评人制度。⒁另外，这种自律的批评往往很难达到真正意义上“批评与建设”的效果。正如人们常说的，“没有一个老板愿意批评自己”，所以，媒介自律的批评往往会异化为“一种象征性仪式”⒂，即新闻业本身会对媒介批评进行操纵与控制，它们通过有计划的或无计划的形式，使媒介批评展现、维护、修复原有的规范。从这一点上来看，媒介自律性批评极有可能异化成为媒介自身行为的一种专业性策略。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媒介自律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媒介批评形式。从美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作为媒介自律的媒介批评在推动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谢静在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媒介批评对新闻专业主义建设的贡献时指出，“20世纪20年代，在批评的强大压力下，美国的新闻业开始向专业化迈步”，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也由此形成并逐渐走向成熟。⒃
此外，对媒介自身来说，媒介自律的批评也是它们更为容易接受的一种形式。我们前面说的“没有一个老板愿意批评自己”，其实主要是基于外部批评而言的。相对媒介自身来说，有利于自身发展和维持自身利益需要的自我批评显然会深受“老板”的喜爱。
3.公众的批评（监督的批评）
它是基于社会公众的批评，在本质上它是一种社会公众对媒介行为的监督活动。这一点在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中有过特别的说明。当谈到面对当前新闻界的现状公众该怎么办的问题时，哈钦斯委员会给出了这样的建议：“他们（指社会公众――本文作者注）拥有或者能够创办这样的机构：可被用来弥补新闻界的不足、制定新闻界的竞争标准以及使新闻界恪守它的责任。”⒄这里提到的“这样的机构”就是公众批评媒体的机构，这一机构的具体活动在形式上就是媒介批评。哈钦斯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中还具体罗列了这样的一个机构应该包括的具体活动。
从形式来看，这种公众的媒介批评机构更类似于一种所谓的受众权益保护组织。这样的组织在国外已经有很多案例。如美国媒介批评组织的AIM和FAIR，加拿大的Media Watch等都是其中的代表。这些组织的一般特点是：（1）有深厚的媒介批判理论作为指导；（2）以有具体资料研究成果作为监督的利器；（3）与地方性及全球性的媒介行动（Mediaactivism）组织结盟；（4）进行媒介素养教育（medial i tera cy）和鼓励公众的积极参与；（5）掌握各式的发声通道。⒅
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公众的媒介批评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媒介批评形态。首先，由于任何社会公众都可以广泛参与媒介批评，他们甚至可以代表各自不同的社会利益，因此，这种公众的媒介批评在主体上具有社会普遍性。其次，媒介批评组织的建立，相应机构和设施的完善使得这种公众的媒介批评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了现实的操作性。比如美国的媒介批评组织FAIR，它们不仅拥有自己的媒介批判杂志《Extra!》，而且还有自己的广播节目Counter Spin，这些基础设施保证了媒介批评的现实操作性。再次，公众的媒介批评在批评实践上更有可能实现独立性和公正性追求。一方面，公众的媒介批评主要代表作为受众的社会公众的利益，它很少受到政府利益或媒介自身利益的干扰，从而保持批评主体和批评实践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公众的媒介批评往往具有公开性的特点，它的批评能够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因而它的批评会更加关照公正性因素。
四、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媒介批评在主体层面上包括政府的批评（管制的批评）、媒介的批评（自律的批评）和公众的批评（监督的批评）三种类型。三种批评形式分属不同的主体、发挥不同的职责，它们共同作用完成对新闻界的监督和批评。
2.媒介批评的类型特征决定了我们的媒介批评理论研究和媒介批评业务实践活动应更加注重其现实操作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媒介批评的三个类别层面上同时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训练。最为主要的是，在学习国内外先进媒介批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加强对三个类别不同层面的媒介批评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从而确保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3.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当前最为或缺的是媒介自律的批评和社会公众的批评。因此，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媒介批评实践都应加强这两个层面的关照。特别是在基于受众权益保护的社会公众的媒介批评的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方面，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注释：
①王君超：《我国媒介批评的现状与思考》，《报刊之友》2002年第1期
②刘鹏：《在实践发展中寻求理论创新――2001年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热点综述》，《新闻记者》2002年第1期
③参见雷跃捷：《媒介批评是对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反思活动――对国内关于“媒介批评”定义的辨析》，《现代传播》2003年第3期；《简述新中国媒介批评的发展历程》，《现代传播》2003年第6期
④参见谭舒、董天策：《媒介批评：疑问与思考》，《新闻记者》2002年第2期
⑤参见谢静：《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该文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论文，2003年4月底完成，文章来源：CNKI全文期刊数据库
⑥黄新生：《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第4～11页，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7年版
⑦展江：《传媒评论的范围和任务》，《当代传播》1998年第4期
⑧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第27～51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⑨谭舒、董天策：《媒介批评：疑问与思考》，《新闻记者》2002年第2期
⑩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第47～5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⑾⒀⒄［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第50、51、60页，展江、王征、王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⑿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卷⒁转引自许倩：《美国新闻公评人制度的历史和现状》，《新闻记者》2004年第10期
⒂谢静：《媒介批评：专业权威的建构策略――从新闻专业主义解读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新闻大学》2004年秋季刊
⒃谢静：《20世纪初美国的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确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2期
⒅萧苹：《介绍国外媒体监督组织FAIR和Media Watch》，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学研究》第6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