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兴起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才逐渐建立了系统的理论结构，形成了独立的学科体系。以下是美丽的编辑为大伙儿收集整理的社会科学论文优秀6篇，欢迎阅读。
社会科学论文 篇一
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和李长春同志的讲话表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把好政治关是我们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基本要求，也是对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的基本要求。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因此要求我们把好政治关。但体现在论文主题上的政治性问题大家都警惕性比较高，政治性问题也多能被发现。而分散在论文中隐匿的或非直接点题的政治性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也就更容易造成政治性问题。目前我们对这种隐匿性问题的研究讨论恰恰是最不够的。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复杂变化，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十分繁重，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任务十分繁重。在这样的形势下，处理好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对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各种形式的政治性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谨慎把握。
二、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及其分析
(一)有关主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做一些介绍，包括它的文化、条例规定等，这时可能会出现无意识地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的褒扬倾向。社会科学论文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一项条例或规定可以提出参考借鉴的意见或建议，但参考借鉴意见或建议不能等同于对资本主义整体社会制度的褒扬，这时的话语、用词要特别注意掌握分寸。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有鲜明的主旋律立场，应该多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正面宣传，应该传递正能量，应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体现我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办刊宗旨。因此，社会科学论文的主旨应该是歌颂党、歌颂人民的，应该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应该是否定的。对此，编辑人员要懂得“讲政治”，要学会“讲政治”，要有正确的信仰，要有政治责任感。
(二)有关引用中央领导人讲话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进行引用，甚至是使用引号的引用。引用时有的出现与原话或原文不完全相符的情形，这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因为这不但是有关尊重的问题，而且涉及意思表达的准确性、完整性问题。通常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词一句都有深刻的含义，甚至贯穿了政治思想、政治方针和政策，引用有误就可能引起原意的改变，造成误解或被敌对势力所利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和发表，一定要确保其引用的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字字准确无误，这就对写作者提出了做事要特别认真的要求，编辑人员也要养成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的好作风。
(三)有关政治口径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政治上的重大问题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例如有一篇论文使用了“毛泽东统治时期”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人民民主政权，不存在个人统治。“毛泽东统治时期”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造成不好的影响。对待此类问题，要做到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除去主观意愿以外，写作者以及编辑人员还要不断地加强政治学习，多读书看报，了解、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样才能保持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
(四)有关台湾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些涉及台湾，把台湾无意识地划到国际或国外范畴。有的在按国外、国内分标题讨论问题时，误在国外标题下讨论台湾。有的在提到国际问题时，错误地包括台湾。例如谈到国际交流时，包括了与台湾大学的交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社会科学论文在进行文献综述的时候，把文献分为国内、国外文献分述，这时若含有外文文献，很容易就把台湾作者的外文文献划到国外文献中。通过对社会科学论文的不断总结，本文建议对这个问题，可以回避国内、国外的划分方法，代之以采取中文文献、外文文献的划分方法。这样可以确保划分无误，也不会影响学术研究与表达。台湾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因此社会科学论文涉及台湾时应做到表述严谨，这就需要写作者及编辑人员加深对台湾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时刻绷紧这根弦。
(五)有关传统文化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但说法上却仍然停留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对孔子持批判否定的态度等。社会科学论文应该受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约束，必须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要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我们应该坚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这样做不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且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态度，符合历史潮流的态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态度。因此，写作者及编辑人员要知道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及思想，要知道应该歌颂什么、应该反对什么，通过“三贴近”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水平。
(六)有关网络材料的使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使用非我国官方网站下载的资料，甚至包括涉及国家边界的地图。由于这些资料或地图不够准确，有时会使论文出现严重的政治性问题。使用资料时，最好选择我国的公开出版物或政府有关部门的官方网站，这样才能做到资料翔实可靠。因此编辑人员对论文的重点，包括关键的语句或图表，要做重点的核对，有疑问时要向作者问明出处，要有不厌其烦的精神，同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编辑业务水平。
三、结语
同志在2013年3月17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同志的讲话为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要做到上述几点，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就应该确保不出现政治性问题。本文提出的目前常见的几种政治性问题还很不全面，研究也还不够深入，需要大家更多的讨论及关注，并需要大家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相关研究。
社会科学论文范文 篇二
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群中有3个国家重点学科，数十个省级重点学科；有3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6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一些学科和研究领域已经或正在全国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力。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哲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宗教学、民族学、教育学原理等多个学科已建成为特色学科。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队伍建设卓有成效。
在人才队伍方面，学校已经拥有一支年龄与职称结构合理、学缘关系好、创新能力强、学术视野开阔、事业心特别强的文科教师队伍。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拥有3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位“国家千百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古典文学家霍松林教授、民族学家周伟洲教授当选为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历史学家赵世超教授现任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尤西林、郝文武等教授入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100多人在全国性或陕西省各类学术组织中担任理事以上学术职务，其中担任会长、副会长或秘书长20余人。一大批“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霍英东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入选者等中青年教师已在学术界脱颖而出。
三、学术影响进一步提升，在科研项目、经费、成果等方面获得长足进步。
近年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年均30余项，2014年又有新的进步，全年获得42项国家社科基金(不含单列学科)，居全国第12位次。同时，承担国家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解决的能力也在增强。2010以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18项。研究成果产生了良好影响，获得同行认同，相继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二、三等奖多项；获得陕西省人文社科奖第一、二等奖占陕西省的1/3;一些服务社会的成果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有些成果直接被吸收进入政策层面。
四、科研基地与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目前，我校已建成多层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平台。“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发挥着积极的辐射和引领作用，“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西北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宗教研究中心”、“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等4个中心已建成为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已成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旅游研究院西部旅游发展研究基地”成为西部旅游发展研究的高起点、高水准平台。我校与陕西省文物局等部门共建的“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为陕西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对推进中华文化传承和区域文化建设正发挥着积极作用。
五、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学术期刊建设成绩喜人。
社会科学论文范文 篇三
(一)网络社会与传统社会学研究的范式转型
虽然学界对于网络社会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一些研究者认为网络社会是一种社会形态，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产物，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其本身具有独特的运行规律；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网络社会只是一种社会建构，是通过话语构建起来的，不存在于现实的社会中。但这些研究都普遍认为，面对因互联网崛起而形成的新社会经验，调整和改变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与问题意识，已是今日社会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如卢安宁认为，以现实社会学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网络社会已经显示出了许多局限性，这造成一些成果看上去更像是传统社会学的网络版，也使这些研究无法继续深入下去。［2］黄少华等人认为，网络社会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极有可能将社会学的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从而构成社会学的一个崭新理论范式。从这个角度而言，当前网络社会学研究的关键，应该在如何理解与解释网络空间的独特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3］童星、罗军从“唯实论”的研究立场出发认为，网络社会是一个现实的社会，而非虚拟的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存在方式，且给经典社会学理论带来了挑战。［4］林闽钢将网络社会与原有工业社会进行了比对，认为网络社会的出现改变了原有工业社会学的现实基础。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巨大改变必然带来方法及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转型。网络社会的现代性是社会学的新视野，虚拟性是社会学的新拓展，网络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的新挑战。［5］张春华以网络舆情为研究对象，认为构建网络舆情的社会学研究体系不仅要有网络社会的本土化经验，还要有全球化的视角。［6］总之，来自社会学的网络社会研究者普遍认为，面对网络时代和网络社会的来临，社会学不应该“缺席”，理应以其特殊的理论视角进行解释和批判。网络社会学的研究既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学的范畴，又不应拘泥于已有社会学的范畴，特别是传统社会学的范畴，而需要采用新的方法，建构新的理论解释，对网络社会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和研究。
(二)网络社会学的学科定位
国内网络社会学研究者普遍认为，网络社会的特殊性要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这恰恰为建立网络社会学，并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戚攻，2000;邓伟志，2001;谢俊贵，2003;郭玉锦、王欢，2010;任娟娟，2012)但是总体来看，学界目前对网络社会学的学科定位仍存有一定的争议。一些学者从社会唯实论出发，认为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一样，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实体。如戚攻等认为，网络社会学主要是从社会学视角研究网络与网络社会生存、发展和运行的机理，揭示网络对现实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的影响。［7］(P6)任娟娟认为网络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以及研究手段对网络社会行动与网络社会结构进行研究，并通过对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的比较来反思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模式与机制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8］而另一些学者则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否认网络社会的一般客观实在性，认为网络社会只是一个纯粹的符号名称，身处其中的网民才是网络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如夏学銮认为网络社会学是研究网络行动者在网络时空中的沟通和互动规律以及网上行为和网下行为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9］邓伟志等认为网络社会学是一门研究在特定网络社会生存方式下，团体和个人(网民)以及家庭、社区、政府、企业等机构、组织的社会生活(活动)的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该文同时还阐述了网络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10］童星、罗军认为，网络社会学是研究网络社会行为及社会行为体系的一门学科，具体而言，主要研究网络社会的构成、网络特定的文化现象、网民的特点、网络社会行为互动模式、网络社会群体和网络社会组织、网络社区、网络社会秩序、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关系，等等。［11］(P6)实际上，上述“唯实论”与“唯名论”两种学科定位分别对应了社会学的两种研究传统，即实证主义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唯实论”的研究秉承了实证主义的传统，强调网络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网络社会结构，因而，主张研究者应当从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的社会事实的角度来界定网络社会学，网络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也必须从宏观的视角加以把握。而“唯名论”则继承了人文主义传统，主要从行动论的视角出发，强调对网络空间个人行为的理解，主张从个人行动的主观意义进行网络社会学研究。总体来看，网络社会学是一种没有中心权威和中心话语的社会学，亦即一种后现代的社会学。网络社会学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它极有可能将社会学的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从而构成社会学的一个崭新的理论范式。
(三)网络社会学核心概念的界定
任何学科都有它的核心概念，核心概念是学科研究的基础。只有科学界定其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才能为学科的理论发展夯实基础。网络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网络社会、网络社区、网络行动等，学者们主要通过社会学的已有概念来对网络社会学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和厘清。最初，学界大多将“网络社会”仅仅作为问题的语境或社会背景，并没有给出具体界定。后来，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界定网络社会的内涵。如郭玉锦、王欢将网络社会界定为，“是由人类若干个体经由电脑联机关系所建立起的一个共同体，是每个上网者能够与不同时空的其他人彼此互动的场域”。黄少华认为网络社会是一个虚拟与真实交织的双重空间，是流动空间与地域空间的交织。虚拟社会已经具备了“社会”所应有的主要特性。网络作为社会性存在，已经成为人化的社会环境，人化的生活场域。郑中玉、何明升梳理了已有关于“网络社会”的界定，将之归为两大类，即新社会结构形态的“网络社会”(networksociety)和基于互联网架构的电脑网络空间的“网络社会”(cybersociety)，并对两种网络社会的界定及其含义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澄清了两者所指上的混乱。此外，一些学者还从网络社会的概念出发，衍生出了一系列新的相关概念，如“网络社区”、“虚拟社区”、“网络行动”等。如何明升认为，“网络社区是一种社会互动共同体，是网络成员借网络进行心理交感和行为交往的社会单位；它超越了传统社区的地域疆界和社会行政区划的地区控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共同体，也是人类生活中除家庭和办公室以外的‘第三个处所’”。刘瑛等从网络互动的角度定义了虚拟社区，认为网民通过互联网的传播是真正的互动，并且这种互动构筑了新的社区———虚拟社区。冯鹏志认为网络行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既是网络社会得以构建的历史起点，又是网络社会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四)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网络社会现象
随着网络社会的力量日益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由网络而引发的各种网络社会现象，如新的网络社会运行机制、网络社会行为与网络社会问题等，日益引起了国内有关学者的注意。有学者以社会运行论探讨网络社会的运行机制。比如，白淑英、何明升以社会学的互动理论为基础解码了网络社会BBS的互动机制和过程。樊佩佩以社会资本理论解读了网络空间人际交往的运行机制。［20］杨帆基于网络文化的形成，发现网络空间的社会化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李永刚认为不断扩张和密织的互联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瓦解了由电话公司、出版社、报刊编辑部等建构起来的人工秩序，无论对不对、好不好，某种无组织、无目的、无计划的“自生秩序”已经出现在互联网世界，并对既有人工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孙聪等从社会分层理论、社会冲突理论、戈夫曼的剧场理论分析了网络暴政的形成机制。也有研究者从多维视角分析网络行为。如黄少华(2006)认为，网络行为是一种发生在主体边界及主体间边界上的书写活动，具有临界性、非物质性、非个人化、实时性、流动性、不确定性、非线性、碎片性等后现代特征。吴鹏森、邓俊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了开心农场的形成原因，用社会交换理论解读了网络空间的偷菜行为。尤红斌从身体社会学的视角解读了由于身体缺席带来的行为失范，并分析了网络传播行为的特征。王荣启从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了博客的互动行为。徐艳国通过实证研究，从社会化角度分析了影响大学生网络越轨行为的因素。陈文心通过韦伯的“理想类型”分析了青少年的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从社会学视域解析网络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网络社会问题亦是学者比较关注的主题。谢俊贵分析了网络社会信息污染产生的原因及其社会危害，并为有效控制网络信息污染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曲文勇、张谚分析了网络空间的异化行为，阐述了网络异化的具体表现。谭燕瑜、戚杰强从社会化的视角解析了网络时代的亲子冲突以及带来的社会化问题。此外，还有学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分析网络社会的精神现象和心理问题，如邓志强认为，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时间发生了意义的转变，社会认同的空间出现了场域的转换；［32］罗迪发现网络给社会成员带来了精神生活上的“异化”、意义危机、伦理困境。
二、当前网络社会学研究存在的主要不足
总体而言，当前国内社会学有关网络社会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处于一种“疏松化”状态，在内涵、外延、议题、范式等学科基本问题上尚存争议，鲜有共识，而且学科体系尚未形成，研究者的责任担当不够。
(一)网络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呈现“疏松化”
根据中国知网的检索，截至2013年5月30日，只有78篇论文在以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分析网络社会的新变化、新情况。而以“网络社会学”为名的相关理论研究更是数量有限(仅有5篇)。由此可见，当前虽然有关网络社会的研究数量众多，但已有网络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总体较少，与网络社会学在社会学学科中日益显著的核心地位并不相称。仔细分析已有网络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与观点，可以发现，当前网络社会学理论研究总体仍处于一种“疏松化”状态。大多数学者是以网络化作为一种社会情境来研究社会事件，以网络社会为时间或空间环境背景进行分析一定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把目光聚焦在网络社会本身。然而，网络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仍不成熟，尚未系统化，面对网络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大多数的研究者仍是在用经典社会学的理论进行再解释。网络社会的研究者需要对此进行认真反思，因为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存在方式和新的社会形态，传统社会学必然面临着解释力不断下降的趋势。研究者需要发挥社会学想象力，形成理论自觉，构建新的网络社会学理论体系。要通过对网络社会的研究推动网络社会学研究发展，更多地采用本土化的研究方式进行研究和创新网络社会学，发现网络社会结构内在的规律性及其独特性。网络社会学研究不仅要面向现实，而且还要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形成新理论。
(二)网络社会学的核心概念缺乏共识
随着网络社会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网络社会学的研究议题逐渐清晰化，形成了诸如“网络社会”“网络社区”“网络行为”“网络群体”等核心概念。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学界对这些概念的使用大多停留于自说自话的阶段，尚未达成一致的认识。虽然有学者尝试通过梳理同一概念的不同界定，以期达到概念内涵上的统一，如郑中玉、何明升(2004)梳理了有关“网络社会”的界定，但总体而言，学界对于网络社会学核心概念的使用仍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一个新兴的学科如果不能在核心概念的使用与界定上达成共识，那么进一步的、与之相关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必然会遭遇质疑，从而给这个学科的发展带来严重问题。具体而言，这种随意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一些核心概念的提出不够严谨。不少研究者是在借用社会学理论已有概念基础来提出网络社会学的概念的，比如很多学者在使用“网络社会”“网络社区”“网络行为”“网络群体”等概念时，实际仅仅就是在已有的“社会”“社区”“社会行为”“社会群体”等概念的基础上冠之以“网络”一词，对这些概念的解释主要停留于文字上的词义阐释，而没有深入解读网络社会带来的这些概念在内涵与本质上的变化。而且，“网络”与“虚拟”经常混淆使用，没有严格区分两者之间的异同。第二，网络社会学核心概念的理论逻辑起点存在分歧。有些研究者主要是基于社会“唯实论”提出一些网络社会学的相关概念、判断和命题。比如，戚攻等认为，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存在，是互联网通过虚拟技术模拟现实情境所形成的一个新的生存空间；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等概念相对而言，因此，网络社会是客观存在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34］而有些研究者则是基于社会“唯名论”提出一些网络社会学的相关概念，认为网络社会、网络社区、网络行为等是研究者构建起来的，是对现实社会的虚拟再现，并非真实存在(邓伟志，2001;郭玉锦等，2010)。正是这种社会学理论视角的差异，导致了对当前有关网络社会学核心概念的解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涵义。第三，网络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仍需深入挖掘。核心概念的确定并在学术圈内达成共识是一门新兴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是进行判断、推理的基础和前提，是理论形成的基本要素。然而，有关网络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尚未成型，存在较大的争议。比如，当前学界对于网络社会、虚拟社会、赛博社会、信息社会、数字化社会等名称的使用比较混乱，对“网络社会”界定比较模糊。
(三)网络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尚未形成
一门学科体系的形成，必须有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独立的研究方法。当前，虽然有不少研究者提出要建立网络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但却忽视了网络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最基本要素的考察与分析。一门学科要真正地在学术领域划出属于自己的圈地，形成自身的学科体系，它才能真正成为一门学科，才能拥有话语权，才能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首先，网络社会学的研究还缺乏元理论。如前所述，当前大多数网络社会学理论只是在照搬经典社会学理论或现代社会学理论来诠释各种网络社会行为和网络社会现象，基于网络本身特质提出的元理论并未出现。其次，网络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网络社会结构还是网络行动，或者是其他，目前社会学界依然存在争议。这种争议主要表现在“一元论”和“二元论”观点之间的对立。如任娟娟(2012)、黄少华(2002)等学者主要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主张“一元论”，认为网络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网络社会结构，主要研究网络社会中的网络社会特征、网络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内容。而李一、冯鹏志认为，网络社会结构和网络社会行为都是网络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网络社会学分析的起点。［35］最后，网络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尚未确定。一些学者虽然提出了网络社会学应该确立其独立的研究方法，但还只是停留在理念设想上，对于具体方法是什么，如何操作，与社会学方法的区别等等问题，均未能给出回答。符福垣提出了信息社会学的方法体系包括六个方面：逻辑思维法；信息调查法；综合分析法；量化分析法；科学归纳法和系统辨识法，［36］但该文主要停留于方法介绍，并未对每种方法在网络社会研究中的有效性进行深入论述。王旭通过一个网络讨论个案，对网络帖子和网络讨论进行社会学分析，［37］应当说这样一个研究还只是停留于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具体化运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网络社会学研究方法方面的研究。总之，网络时代社会学在方法上的拓展为传统社会学研究带来了新机遇，网络社会的兴起也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阿基米德点”，［38］国内学者需要紧紧抓住这个机遇积极推进有关网络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专门研究。
(四)网络社会学研究的平台建设与对策研究滞后
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理应承担其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以一种独特的社会学眼光，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对虚拟社会报以更多的人文关怀与责任担当。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国内网络社会学研究的责任担当意识尚不够，在学科平台建设与对策研究方面仍显得较为滞后。一方面，有关网络社会学研究的平台建设略显不足。在国内，虽然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组建了网络社会学研究机构或是纳入了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组建了网络与社会研究中心；兰州大学的“网络社会学：网络时代社会学的重建”已经列为国家“985工程”资助项目等，但是总体而言，网络社会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和平台尚不足，仍需进一步加强建设。另一方面，有关网络社会现实问题的对策研究偏少。网络化作用于中国社会变迁已是当今学术界迫切需要研究的议题，虚拟社会并非一个“理想王国”和“洁净天地”，网上虚拟社会同样存在着许多现实社会中常见的社会问题，甚至衍生出现实社会少见的社会困扰和麻烦。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相互交融，如何构建有序的网络秩序，如何解决网络犯罪、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等问题，这些都需要社会学进行理论思考，作出解释，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三、网络社会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网络社会学研究本身就是社会学对新的社会存在形态的介入和反思，而且提供了对传统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进行反思和整合的契机。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社会已然成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它对社会成员的观念、行为等方面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越来越强，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新场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面对当前国内网络社会学研究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网络社会学要获得更大发展就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获得突破。
(一)转向网络社会空间理论研究
社会空间本身就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网络亦是一种社会空间，网络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应该转向网络空间与场域的理论研究，并以此为核心理论，拓展网络社会学的理论体系。经典社会学理论孕育着许多有关“社会空间”的思想。涂尔干是第一个把空间当成理论问题来阐述的社会学家，他认为，与原始社会组织相似，空间、时间和其他思维类型，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39］(P17)齐美尔开启了对空间进行社会学研究之先河，认为空间只是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在一个要素和另一个要素之间发生的运动或变化要借助于进入空间位置来发生，因此相互作用就是空间的填充，空间为人类活动提供了可能。［40］而且，齐美尔还就空间理论进行了最早的经验研究，其著作《都市与精神生活》讨论了都市空间对都市人格塑造的重要作用，即都市密度刺激和高频率的互动，造成了都市特有的不良心理和精神气质。此外，福柯、安东尼·吉登斯、沃勒斯坦等人也对社会空间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当代社会学家也从不同层面转向到社会学的空间理论，把社会空间作为一种理解社会的新维度、新视角、新路径和新的问题意识。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学必须修正其理论研究范式，从现实空间转向虚拟空间(场域)，从而拓展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和新的问题意识。
(二)尽快完善网络社会学的学科体系
网络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在于运用社会学理论解释、解读网络空间中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以及揭示网络社会运行的内在规律，促成网络社会和谐秩序的形成，促进网络社会良性运行。近几年国内网络社会学研究发展很快，但距离形成完善的学科体系，仍需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拥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网络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网络行为、网络现象和网络社会结构。网络行为和网络现象虽然发生在虚拟空间，但离不开现实社会，在本质上是现实社会行为、现象的延伸。因此，网络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既有真实性，又有虚拟性。这是网络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最重要特征。除此以外，网络社会学研究还需要把握网络社会结构的扁平化与跨边界性特征。网络社会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去中心化、扁平化的社会结构，只有把握网络社会结构的特性，才能更好地理解网络行为和网络现象。同时，网络社会的“社会边界”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地理边界的意义日渐式微。拥有独立的研究方法。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方法。网络社会学研究不可能只是进行理论研究，还需要经验材料的支撑。网络空间出现的新现象、新特征、新问题，必须通过新的视角进行阐释，而新的视角需要新的方法论、新的工具进行研究。网络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双重性，即真实性和虚拟性的统一，决定了网络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必须将实证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统筹起来，既要用实证的方法，比如社会调查、观察等具体方法获取资料；又要用主观的人文主义研究方法进行解释与阐释。而且，网络社会学应借助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支持来创新，即通过考察和研究网络社会对现实社会的重塑与再造过程，以及考察和研究人在两种互动环境中的关系与作用来探索网络社会的研究方法。拥有系统的理论研究。只有明确网络社会学的基本议题，才能拥有系统的理论研究，才能形成新的理论研究范式。在网络社会学的后续研究中，需要着重围绕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议题展开：一是网络空间的社会行为，要弄清楚其与现实社会中的行为差异以及其背后的运行规律。二是网络空间的社会结构，要弄清楚网民的社会身份、阶层等变化以及网络的时空特征。三是网络空间的社会问题，要弄清楚其具体类型以及影响因素。四是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相互关系，要弄清楚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三)赋予网络社会研究者以责任与担当
社会科学论文 篇四
150年前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劳动科学化，在当时还只是一种科学预见和理想
150年前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劳动科学化，在当时还只是一种理想，但却是一种科学预见。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劳动的科学化，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创造性，并成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手段。但是，这种科学化的劳动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劳动必须具有社会性和劳动必须具有科学性。在这种劳动中人必须主体化。人是劳动生产、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但在当时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的现实情况下，人这个主体并没有真正地主体化，也就是说并没有在真实的意义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体。人只有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地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作为主体支配自然力出现在生产过程中时，社会劳动的科学化才能真正实现。而在当时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工人作为被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的物质的异己力量支配、奴役的时候，社会劳动是根本不可能科学化的，这时工人所遭遇的只能是被奴役、被剥削的苦难。
社会劳动科学化，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至少应当包括如下一些重要内容：
首先，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要消灭一切形式的人对人的奴役；
其次，每个人在社会中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第三，要用最节约的、最符合人类本性的方式组织社会生产，不但要节约一切物质资源，而且要节约人本身的人力资源，节约劳动时间；
第四，人类在改造自然界、开发自然界时要对自然界采取友善的态度，不能对自然界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否则是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的；
还有，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要保护，人与自然要友好、和谐相处，破坏了自然环境也就是破坏了人自身的生存，等等。
所有这些重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作过明确论述的。马克思、恩格斯所以如此重视人的主体化在社会劳动科学化中的作用，这是因为人的主体性在社会发展规律的构成以及对自然界发展规律的实际运用中起着基础性的、关键性的作用。社会不是无主体的空壳，社会发展规律也不是离开人、与人无关的魔杖，社会发展规律实际上就是人类活动的概率；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虽然是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的，但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界、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时，只有正确地认识和自觉地运用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才能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人类才能与自然界和谐发展，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的需要。无论是社会发展规律，还是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在人丧失主体性的时候，只能自发地发生作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反复论述过，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客观规律只是支配人的一种异己的力量。而只有当人成为人类社会结合的主人，成为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主人的时候，在人的主体化成为真正现实的时候，自觉地运用自然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人自身的发展规律才能成为可能，社会劳动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化。
科学发展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的需要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快速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不平衡、新的矛盾，党中央正是在总结了我们自身的经验教训，并汲取了世界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有关发展的经验教训后，郑重地制定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问题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使其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课题，不仅继承、坚持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劳动科学化的重要思想，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实践需要的基础上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这一重要思想，使其具有了当代的科学形态。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实践的品格，如果细讲，需要用很大的篇幅，概括地讲，就是：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和谐发展。人类改造自然，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是人类最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类挥动四肢、运用大脑智力，发出神奇的力量，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取得了无数伟大的胜利，使人所生活的自然界日益人化。人化自然是人类的伟大创造。但是，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不能像侵略者对待被征服民族那样肆无忌惮，而必须对自然界采取友善的态度，要按照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改造自然界；一面改造、获取，一面涵养、保护。自然界如果遭到了破坏，特别是那种无法挽回的破坏，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人类应当十分谨慎小心。现在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力量，不知比前人增加了多少倍，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范围已经超出了地球生物圈，将人类的触角深入广袤的宇宙空间，这时改造自然界的后果往往不是在短期内、小尺度范围所能预测、预知的，所以，人类更加应当十分的谨慎小心。党中央在这个关键时刻强调改造自然界也要坚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和谐发展，不仅表明具有广阔的胸怀，而且表明具有深邃的智慧。
人与社会要和谐相处、和谐发展。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也在改造和塑造社会。人类在改造自然界时结成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一方面是客观的、必然的，但这种社会关系带有明显的人类自身设计的印迹。这种社会关系同人类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人类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的一种选择。人类的这种选择，一方面具有受动性、受制约性；一方面又具有主动性、能动性。人类的社会关系正是在这种不断选择、塑造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不断合理、不断实现理想的。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人与人和谐相处，是人类的崇高理想，也是人类社会劳动科学化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中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中，更成为中国人民的自觉的追求。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由于国内国际的原因，阶级斗争虽然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有时还会激化，但在全社会毕竟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经常出现的、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人与人之间、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是会发生矛盾的，对于这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应遵循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按照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原则加以解决。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在协调、处理这种人民内部矛盾中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种体制改革、制度创新，就是这样的一种自觉的选择和塑造，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目标。
人与自身要和谐相处、和谐发展。人类不但在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而且也不断地改造人类自身；不但通过精神文明建设改造人的社会之性，而且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人的自然之性。在这种改造中也要千万注意和谐发展，不但要按照人类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要符合人类自身的人格尊严和伦理道德原则，不能对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危害，产生负面效应。总之，人类在改造自身的社会之性和自然之性时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人自身的这种自我改造非常重要，它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能够发挥重要的或是促进或是阻碍的反作用。这种重要性，正如所说：“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党中央还提出了自主创新作为新时期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自主创新型的国家。党中央最近还强调提出，在科学发展中要注意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和安全发展，进一步充实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丰富的内涵。在今后的实践中，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还会不断地充实、丰富和发展。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终将使马克思所说“社会物质生产获得创造的特征，并成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手段”成为现实。
科学发展在今日中国不仅是一种需要，而且成为可能
在当代中国，科学发展不仅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而且有了现实的可能。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那种社会条件下，社会劳动科学化还只能是一种科学预见，一种美好的、崇高的理想。在今日的中国，已经实现了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且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的劳动真正实现了社会化，而且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人在社会化劳动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加强，人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真实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劳动的科学化不仅成为必需，而且成为可能：
首先，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我们国家的财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人民是我们国家、社会的主人；我们已经消灭了人对人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奴役，实现了人与人的社会地位的平等。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科学发展已经消除了阶级利益的制约和障碍，成为现实的可能。
其次，我国人民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自身的过程中自由度正在不断地提高，在这种改造中越来越自觉，目的性越来越明确，所以，科学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
第三，人越来越成为社会劳动的真正的主体，人越来越成为支配自然力为自己服务并使它为人类需要服务的主体，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人自身，所以，用最节约、最符合人类本性的科学方法来组织社会生产也成为可能。
第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用友善的态度对待自然、改造自然，保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的清洁、舒适也成为可能。
总之，科学发展不但是一种必需，而且成为现实的可能。所以，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非常适时，非常必须，而且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预见和理想，已经成为活生生的实践的课题和任务。这就更加坚定了我们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信心和坚定性。
社会科学研究论文范文 篇五
社会科非凡强调人在熟悉、处理和适应自身的生存环境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主体性自我熟悉的价值。因此，它在学习形态上，要求尽可能地运用开放的、自主的、可以体验的学习方式，去展开符合人类的社会发展心愿的学习活动。
一、小学社会科的学习形态
社会科教学活动的本质，是通过“社会学习”达到熟悉社会、理解社会、关心社会、适应社会的目标。它从知识能力和实践活动两个方面，指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去获得有关社会的新知识和新熟悉。作为“学习活动”，它不能满足于知识的量的获得，而是强调通过知识体验（或实践）提高相关的技能和熟悉。例如有关地图的教学，不能只说“知识领域”中的地图概念，首先要让学生理解的是地图在实际生活中的功能，然后指导他们去利用、去制作。换句话说，社会课上理解地图，不仅仅是获得“会看”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从制作中心得、熟悉地图的实在功能。这里既反映出一种教育思想或态度，也透过不同的学习形态反映出学科的本质和教师的能力。
我们把教学中学生的活动形式称作学习形态。一般地说，学习形态着眼两个方面摘要：班级学习的组织形式和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形式。前者主要指课堂教学中的集体学习、小组学习和个别学习。后者主要指现场学习（调查、参观），构成学习（手工制作、编制图表和绘画），视听觉学习（看电影、电视），讲义学习（听报告和看讲义），报告学习（写报告书和论书），戏化学习（角色扮演），对话学习（讨论）等等。在社会科学习过程中，前者和后者经常根据学习内容采取不同的组合，如集体学习＋视听觉学习，小组学习＋构成学习。选择怎样的学习形态，既要考虑客观的学习条件和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也要考虑学习内容的布置和学习时间。
集体学习为使所有学生达到同样的学习目标，在同一时间、地点接受同一教材和学习新问题的教学方式，称为集体学习。这一传统的学习形态的突出特征是，一位教师面对所有学生做内容划一的讲解。优点是可以提高教学效率，也轻易把握和检查教学质量。但是它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摘要：无视学生的个性差异，过分地强调教师意志和教科书的权威性。今天，日本的小学社会科虽说还是以集体学习为主要形式，但在课程观念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引入了小组学习和个别学习，而且非凡强调活动性课程的功能。即便还是一位教师面对三四十名学生，可是学生已经成了真正的学习的主体，教师不再扮演“权威”的角色，他们成了学生的学习向导。
小组学习其特征是以学生活动为中心。活动性质是主体的、积极的和协作的。一般多以课题、喜好或学习目标编组，讲究自愿组合的原则。这种学习形态强调发展学生的个性，要求组内成员积极、自由地交换意见，并在讨论和探究课题的过程中，培养具有社会性的学习态度；以及相互尊重人格、相互协作、主动分配和承担角色，培养负责任的社会态度。
个别学习社会科在强调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相互适应、相互学习的同时，也重视发展有个性的学习形态。个别学习就是为适应学生个人的能力、喜好等个性差异而提倡的。在日本，个别学习多采用程序学习和教学机器等形式。但是，由于该学习形态还不能反映学生思索过程的多样性，也不能为学生的社会性发展提供帮助，因此它仅仅是个辅助的学习手段。
现场学习让学生走出课堂直接观察社会现象，查访人和人的社会生活，我们把这些参观、访问、调查和谈话等学习活动，称为现场学习。因为社会科是有关社会现象及新问题思索的学习，所以不能单纯地依靠书本知识。现场学习要求学生用自己的眼睛看、耳朵听、脑子想，用自己的行动去体验具体的事，对一切社会现象的理解，都建立在自己搜集的事实、自己提出的新问题的基础上。这是社会科学习的特征。
构成学习它是将参观、考察等获得的资料、素材，制成模型或标本、图画或图表的一种表现活动。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将参观、调查的内容，有目的地、具体地进行归纳和整理，并用一定的技能形式表现出来的学习形态。它极易诱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日本小学低年级社会科以造型为中心，常采用制作全景画和漫画的形式；高年级多以文字和数字为中心，并将其制作成资料集和历史小报。
戏化学习让学生通过扮演角色达到体验真实的社会生活的学习活动，称为戏化学习。将历史人物或社会生活戏剧化，由学生担任不同的角色，有助于学生如身临其境，心得社会生活，深刻地理解社会现象的意义和价值，培养他们的社会合作精神和有责任感的社会态度，也可以间接地丰富他们的社会经验。
二、小学社会科的教材和教学内容
谈及教学活动不能没有教师、教材和学生。学生从教师那里获得知识的依据是教材，而预备好的教材和能自如地驾驭教材的能力，又是教师的重要资质。那么在社会科中，好教材是个什么样子，怎样去预备好教材呢？
教师有必要解决好教材观的新问题。教科书中心主义是社会科中最要不得的东西。社会科教师必须知道，他如何制定教育目标，他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如何通过知识、概念和法则等教学内容传达给学生。因此，教材是作为一定的教学内容学习的前提，其功能是向学生提示具体的素材，其价值是向学生传达教育内容。
例如，三年级“我们的生活和商店街”单元，了解社区的消费生活状况和商店街的买卖情况是教育内容。怎样理解教育内容呢？首先，从“看得见的东西”入手，如买东西的人如何挑选、如何品评，卖东西的人如何促销、如何经营。其次，通过已经直接接触、直接体验的“看得见的东西”，去探索它背后的社会存在意识和观念。此时必须有教师的高明指导，因为人们的消费愿望和目的等种种“看不见的东西”，既不能用教材简单地固化，也不能单纯地指望学生自己消化，尤其是让学生通过鲜明的表象看到“买和卖”的社会意义，更不是看看、听听就能够理解的。这就存在着一个教师将教材的意义和界限明确意识化的过程。
教材的意识化过程，就是教材的选择和开发过程。作为教师必须具备选择和开发教材的能力。从教学情景看，教育观念、教育内容、学生差异和地域实态的不同，也决定了同一教材有着不同的教法。那么，如何选择和开发教材呢？首先，我们要着眼于好教材，其条件有4点摘要：①教材和教育内容密切关联。教材能正确地反映教育内容，并具有反映教育价值的典型内容。②符合学生和地域的实态，并能反映教学过程的文化价值和学生发展价值。③适宜学生的情感和思索，注重到学生的学习盲点，有助于帮助学生产生学习好奇心和新问题。④学习内容富有弹性，有利于学生多方面的思索，多方面探求解决新问题的方法。所谓预备好的教材，就是将教材梳理成有连贯性和发展性的学习程序摘要：发现学习新问题——解决新问题——通过学习过程生成新的看新问题的方法和思索方式——再发现新的新问题。
三、社会科实施的基本条件
1.教育思想应该具有民主的和开放的性质。社会科教育内容必须包含明确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信念，并尽可能地将社会意志和个人发展意愿统一起来。
2.教育目标必须是整体的和可以评价的。它应有效地承担社会科的传授功能、练习功能和养成功能的教育任务。
3.教学方式必须是弹性的和多样化的。
4.教学内容必须是规范的和科学的。它既能够符合基本标准和水平标准，也能符合发展标准和技能标准。它应该有助于增加社会现实感，达到让学生熟悉社会、关心社会、适应社会的教育目的。
社会科学论文 篇六
中文摘要： 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本文从“李约瑟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如果把注意力从反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转移到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上来，则可以发展社会学与文化取向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这样的研究就不再仅仅是“科学事实”的考证，而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以宋代为例，提出了一些可以照这一思路开展的研究问题。
关键词： 中国科学社会文化史 李约瑟问题 宋代科学与社会
“李约瑟问题”的启示
在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史的研究领域，英国学者李约瑟的功绩是有口皆碑，不可磨灭的。他的鸿篇巨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名是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直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博大精深，向世人证明，中国古代文明不但有科学， 而且在科学和技术的许多方面都领先于同时期的西方文明。由于李约瑟的工作， 西方科学史家再也不能漠视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中的科学而侈谈“世界科学史”。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当代科学史学者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进行全面的挖掘和整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李约瑟的工作的影响和启发。
李约瑟的影响之大，还在于他提出了所谓的“李约瑟问题”。李约瑟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用类似化学实验上所谓“滴定”的方法[1]([1]，p.12)， 对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科学技术发展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在“四大发明”之外，还有许多科学和技术上的发明都是在中国古代产生的。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历史的悖论：既然中国古代科技那么发达，为什么到了近代为什么反而落后了？李约瑟这样问道：“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产生而只诞生于欧洲？”“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 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 ([1]， p.190)
“李约瑟问题”一旦提了出来，不仅在科学史界，而且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领域，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2]。有关“李约瑟问题”的求解、论证和质疑， 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然而， 中国学术界关于“李约瑟问题”的争论， 表面上看来轰轰烈烈， 但就中国而言，有多少是真正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深厚研究基础之上？就比较研究而言，又有多少是基于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深刻理解？ 对中国本身的科学传统的思想发生和社会来源不清楚， 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性质理解不深入， 对“李约瑟问题”的讨论就未免流于空泛。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加入对“李约瑟问题”的论争行列，而是要以“李约瑟问题”为启示，提出一些关于进一步发展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想法和思路，即：如何在中国传统科史研究上进一步创新，开拓新思路，提出新问题，采用新方法开展具体的、实在的研究？
其实，创新的途径已经隐含在“李约瑟问题”之中。 “李约瑟问题”本来是包括正反两方面的问题的， 可是过去的讨论， 过分注重反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 而忽视了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只有探讨这一正面问题，才能使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的实际情形之中，而不是一味纠缠于“没发生”、“落后”等消极而意义不大的问题。 中国古代在探求自然知识并用之于社会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的智慧和经验， 必然有许多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借鉴。 比如在宋代， 中国的科技发明达到了一个高潮，社会经济文化特别繁荣，宋代被国外历史学家们称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Chinese Renaissance)”[3][3]，研究中国文明在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中，知识如何被探求、知识活动如何被组织、知识又如何被有效地应用到社会需要与国计民生上， 不是更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吗？
这里有必要对本文标题所采用的比喻作一些解释。“百川归海”是李约瑟的比喻，用来比喻世界各文明中的科学知识与近代科学的关系([4])。[4] 他把近代科学如比作大海，具有普遍性、世界性和客观性， 不带有某个特别文化的印记；而古代各文明中关于自然界的种种知识则被比作是一条条科学的涓涓细流，都为近代科学的大海做出过贡献，并且最终要流入未来科学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在进行中国科技与文明研究时，李约瑟就必然要坚持要用近代科学的尺码来衡量中国文明的科技发展。这样，对中国传统科技史的研究就容易被简约成在中国古文献中寻找相当于近代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先例， 目的是要看中国文明之河向近代科学的大海贡献了什么。这一研究进路对中国的学者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对科技的贡献可以被 解读为文明优秀的标志。这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无疑有增强民族自信心的现象意义，但是作为历史研究，却容易忽略对其他方面问题的研究， 一味追求科技发明优先权， 甚至会出现不顾历史的情境而夸大事实的情况。李约瑟本人的研究工作也不免于此。其实， 一个文明的优越性， 不应该以一些科技思想和发明为仅有的标志， 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许多方面都起作用， 必须综合进来进行考虑。 中华文明的优越性， 绝对不是“四大发明”所能概括得了的。 因此， 要对中国科技与文明有深刻的理解，就不能局限于欣赏“百川归海”的壮丽图景， 而是要溯流而上，领略河流的“两岸风光”。也就是说，要探讨中国文明之河中的知识流水是如何在中国的土壤中产生并滋润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土壤的。中国文明在其历史的演进过程中， 不仅有无数的个人对自然界进行的思考与探索， 更有个人知识的社会化过程：知识的追求是和社会的需要相联系的；知识的发生是在社会的实践中进行的； 知识的运用是在社会的文化中实现的。如果说李约瑟强调的是“百川归海”，把中国文明看作“百川”之一川，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科技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
这就是说，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 要进行社会学的转向：不但要研究知识发生的社会学， 而且要研究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实现这样的转变，可以有两种途径： 一是对李约瑟的工作进行继承和批判；一是批判性地吸收和运用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各种理论和方法，在对中国的科学与社会的研究中提出新问题。
对李约瑟工作的继承与批判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看起来是一部对中国传统科技比照近代科学的“滴定”史，但在其后面提供动力的“李约瑟问题”却是一个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的问题。 社会学取向是他学术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李约瑟本人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对于“李约瑟问题”，他拒绝接受“种族特征”、“环境气候”、“语言逻辑”、“时间观念”之类的种族主义、环境主义以及科学内在论的解答， 坚持从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中寻找答案。同时， “李约瑟问题”的提出， 也是受了李约瑟生活时代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影响的。从十九世纪开始， 西方社会学的重大问题就是要解释西方社会的现代性。 马克思、韦伯等社会学家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西方社会何以发展到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 他们都是以欧洲文化为中心来看世界的， 认为欧洲文明之所以超越其他文明， 是因为它具有其独特性， 其他文明与它相比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虽然李约瑟是个世界主义者，但在学术思想上也不能完全超越“欧洲中心论”的樊篱。“李约瑟问题”的提出， 实际上与韦伯的比较社会学有相通之处。 韦伯认为， 宗教改革而引起的“新教精神”是资本主义发生的重要原因，[5][5] 由此他进行了东西方宗教的比较社会学研究。 对于中国的“儒教”和“道教”， 他认为前者虽然“入世”，但强调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忽略对自然的改造，后者则过于“出世”， 因而都不能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发展[6]。[6] 由此可见， 李约瑟关于“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问题提法显然是受到得韦伯比较社会学的影响的。 李约瑟的解答， 说中国儒家官僚体制抑制科学发展，说中国没有宗教改革， 说中国没有人格化的神所规定的“自然法”， 因而缺乏“人”和“神”之间的必要的张力， 这些也都有韦伯社会学思想的影子。 李约瑟能够吸收各种社会学思想和理论， 而对中国的科技与文明进行社会学取向的研究， 这正是我们可以继承并加以发展的。
但是，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与文明的大多数结论是可以商榷的。 关于儒家官僚体制， 恐怕不能简单说一定对科学的发展是起阻碍作用的。 有些科学知识， 如天文学， 正是因为儒家政治而得到长足的发展； 不同时期， 儒家思想对科学的作用也会不同。李约瑟强调道教和道士对中国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可能有一定的道理， 但对此问题的社会学分析却是很成问题的： 中国古代知识人士的思想中，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成份都有， 很难说一定是“道家”成份对科学做出了贡献。关于这个问题， 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有尖锐的批评， 认为把“道家”作为社会学概念来分析中国科学的发展， 其严密性成问题， 意义也不大[7]。[7] 再就是关于中国没有“自然法”的说法， 也值得商榷。美国中国哲学史家卜德 (Derk Bodde) 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中国实际上是有“自然法”的思想[8]。[8] 而且只有人格化的神所规定的“自然法”才能转变为“科学定律”的说法也是大有问题的。 指出李约瑟研究结论中的存在的这些问题， 目的不是要否定李约瑟的贡献， 而是要说明，按李约瑟的社会学取向， 已经提出的问题远没有解决，需要做更加细致深入的社会学研究；而且还会有更多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关于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研究可以不断“温故而知新”。
西方科学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略例
通过第二种途径可以进一步深入对中国科技史进行社会学取向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对当代西方的科学社会学有一定的了解。 西方对科学与文明的研究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精彩纷呈。概而言之，不外乎是把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科学与文明的研究中去。 自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科学的范式概念以来[9][9]，科学作为实证的、普遍的知识体系受到挑战；科学知识的发生是受到许多社会性的因素制约的， 如习惯、约定俗成的概念与范畴、科学社团内部的行为规范等等。 科学认知上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原则一旦被放弃，随之而来的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空前发展。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过去只能研究外部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科学内在发展的进程，而是可以涉及到科学知识本身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科学知识的“黑箱子”被打开了。 科学社会学家们不断吸收和改造多种哲学、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思想和理论而发展科学知识社会学。七十年代以来负有盛名、主要由“爱丁堡学派”提倡的“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 在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思想。知识被看作是“意识形态”（ideology），具有阶级性，是与知识持有者的阶级利益相关的[10]。[10] 因此，对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仅那些在今天看来“正确”的知识值得研究， 而且那些在今天看来“不正确”的知识也值得研究；这就是“强纲领”所谓的“对称性原理”。再就是知识的产生一定要放到社会的、历史的语境中去考察，知识是社会构建的。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迪尔凯姆社会学的影响 (见下文)。
“强纲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当然是众多科学社会学理论中的一种，而且有严重的“相对主义”倾向。 这里介绍的目的， 不是为了宣扬其中存在的完全否定科学知识客观性的极端相对主义倾向， 而是为了说明它在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还是可取的。当把科学看作是和其他知识体系具有同样社会特征的知识体系时，当把其他文明的科学和西方近代科学看作是同样有效的、各有特色的知识体系时，研究各文明的科学的思路便可大大开阔， 有利于吸取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启发对科学与文明的研究。
现代西方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这里恐怕连皮毛也难涉及一二，而且也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这里仅仅略微提及一些理论及其发展， 说明其在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与文明研究中的运用价值。 首先要提到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20世纪初， 苏联学者黑森 (Borris Hessen) 以英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来说明牛顿《原理》中科学内容的产生[11][11]。这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进行科学史研究的典型例子， 在西方社会学和科学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受此启发，西方学者开始从外部社会因素来研究科学的历史。英国学者贝尔纳 (J. D. Bernal) 的《历史上的科学》，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12][12]。 有些西方学者， 虽然不能完全接受唯物论，但也开始做研究影响科学发展的外部社会因素的科学社会学。 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其《十七世纪的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就是这种科学社会学的力作[15][13]。当然默顿是采用了韦伯的社会学概念。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时被认为是“经济决定论”，其实这是由于教条主义而引起的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倡唯物主义的同时， 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思维的客观真理性要在人的社会实践中证明[14]。[14] 这说明人的意识绝不能简化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被动感受， 而是能动性的创造。也就是说，知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受阶级利益、社会文化诸多因素影响。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基本上照着这一思路发展的。 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就强调“文化的主导作用（cultural hegemony）”，积极提倡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这种从精神与文化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促进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 (E. P. Thompson)， 他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就不再是先认定一个“标准”的工人阶级，再到过去寻找符合“标准”的工人阶级的先例， 而是研究历史上各社会阶层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活动，考虑“阶级经历”是如何通过传统观念、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而形成“阶级觉悟”。现在西方科学史家大都反对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的“辉格式”科学史，思想与此如出一辙。汤普森还提出，对历史研究来说，不但要研究那些今天看来“成功的”的现象，而且要研究那些“死胡同”现象和“迷失的事业”。[15][15] 这正是上述“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谓的“对称性”原理。
其次要提到的就是韦伯主义的社会学。韦伯的社会学可以说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社会学。 对立并不等于否定 -- 韦伯本人也不这么看，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去看问题。马克思强调物质性的经济基础，韦伯则强调精神性的“意义”；马克思的社会学是要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其方法是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韦伯的社会学则是要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及其意义， 其方法基本上是解释学的[16]。[16] 韦伯的社会学是一种“精神”社会学， 这显然可以从反面来补充马克思的“物质”社会学。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 为了有一套理论与影响巨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抗衡， 就认定了韦伯的解释社会学，在西方社会学界占有相当高的地位。 上面已经提到的默顿提出“新教精神”对科学的促进、科学活动的“规范”等等， 正是受到了韦伯社会学的影响。而在文化人类学方面，韦伯的影响表现为，要通过全面了解某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伦理、语言、宗教、习惯等等而对其中的社会行为进行理解。 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葛尔兹(Clifford Geertz)的话来说， 就是要通过对文化的“浓绘”(thick description) 来达到对文化的理解[17]。[17]
再就是要提到迪尔凯姆(E. Durkheim) 的社会学，其本质上是结构功能主义的， 就是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可以采取如自然科学上观察、实证的方法对社会的结构和功能进行分析， 最终建立“科学的”社会学。按照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 知识的结构和范畴， 不是如康德所说是“先验的”，也不是如经验主义者所说是感性的，而是由社会的结构决定的；社会的秩序决定了自然知识的秩序[18]。[18] 这种结构主义的社会学， 是对黑格尔、马克思历史主义哲学的一种反动。西方一些人类学家，不赞成历史主义的思辨哲学，强调直接观察和分析所要研究的社会，于是就采用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注重对原始社群进行田野考察。社会、文化人类学起初是专门研究“原始社群”的，现在其理论与方法被运用到现代社会中各种人群。 在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上，则被用来研究特殊的科学家社群以及他们创造的科学知识的性质和结构。如法国的拉图尔(B. Latour)[19][19]、美国的特拉维克(S. Traweek)[20][20]、科勒尔(R. Kohler)[21][21]等研究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群体， 正是采用这种人类学的方法， 研究这一特殊社群的社会性结构、知识的结构、知识的生产过程等。
西方把二战以来出现的对科学与社会不断进步上升的观点持怀疑态度的各种学术思潮总称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与社会学流派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在科学史领域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富科(M. Foucault)的后结构主义、社会构建主义、女性主义等。 富科所谓的“知识考古学”就是把知识看作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在历史的“文本”中追溯知识的各种结构和谱系。这就是他所谓的“知识与权力”的研究命题，照此命题他研究过癫狂的历史、临床医学的历史、监狱的历史、性观念的历史等等。社会构建主义就是认为知识，包括知识的结构、权威性、合理性等，都是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确立的。知识与社会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互动关系： 知识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同时有制约社会。 女性主义不再把社会看作是男性主宰的单极世界，而是两性共有的世界。 把性别差别作为一种社会学分析概念引入社会、历史研究，使得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更加丰富。
以上种种哲学、社会学思潮，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使得西方当代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越来越趋多元化， 学术上越来越趋圆熟，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大有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我们正可以从这种学术文化中，拿来一些合理的理论，结合中国的特点，把对中国科技与文明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
这里可以看一下席文对李约瑟的批评。席文指出：
要想对中国科学的研究有所突破，必须用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必须深刻地综合地理解从事科技工作的人的各种事项： 他们在科技思想是怎样和其它思想结合在一起； 有什么样的科学界， 是谁决定哪些现象需要研究、哪类答案是合理的；科学界同社会其他群体的关系怎样，科技研究如何得到社会的支持； 知识人士对科学界同行的责任怎样同对社会的责任相协调；各门学科为之服务的更大目的是什么，这一目的怎样同中国社会的行为规则和基本道德原理保持一致。[22][22]
这些问题正是从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角度提出的， 说明席文对“李约瑟问题”的批判，其根本意图是提倡采用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科技与文明进行多元化的研究。
新思路下的研究问题： 以宋代的科学与社会为例
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宋代社会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教育的发展，科举取士制度的健全，使宋代社会根本上从唐以前的贵族社会转变为人才社会。宋代开国以后，重文轻武，促进了士大夫文化的发展。 宋代学术特别发达， 王国维曾说：“宋代学术， 方面最多， 进步亦最著。其在哲学， 始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注之桎梏， 以新意说经；后乃有周（敦颐）、程（颢）、张（载）、邵（雍）、朱（熹）诸大家， 蔚为有宋一代之哲学。其在科学， 则有沈括、李诫等历数， 物理工艺， 均有发明。 … 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 前之汉唐，后之元明， 势所不逮也。”[23][23] 陈寅恪也说过： “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4][24]在科技史上， 宋代的成就更是突出。 “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明。 李约瑟更进一步认为，宋代的“新儒学”综合儒、释、道， 在“理”和“气”的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自然哲学， 具有“有机论”的特点， 可以克服纯粹的“机械论”科学的缺陷， 说不定是未来“有机论的科学革命”前奏[25][25]。 宋代科技与文明达到这样一个顶峰，那我们可以从李约瑟的正面问题出发，探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科技与文明会在宋代特别兴盛？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对宋代的科学与社会做具体而细致的社会学的研究， 领略这一段中国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 下面本文按照前面所述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的思想，对宋代的科学与社会研究试着提出一些研究课题。 限于篇幅，不可能详细论述， 只能点到为止。
科学是特定文化中的智力和社会活动。要研究中国的科学，首先有必要确认中国科学知识的基本结构。科学知识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是什么？科学新思想、新技术、新问题的社会来源是什么？科学知识与其它类型的知识界限何在？它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究竟有哪些社会因素和智力因素造成了或限制了科学技领域内的发展？显然， 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科学的学科与概念去套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而是要看它本身的内在的统一性。统一性可能是认知上的， 也可能是社会性质的。 比如说， 中国古代讲天、地、人“三才”， 或许正可以用作知识分类：关于“天”的知识中有天文、历法、占星、气象、音律等方面的知识；关于“地”的知识中有关于地理、生物、植物、农学等方面的知识； 关于“人”的知识中有医学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和社会需求与社会理想之间的关系， 都是值得研究的。
其次，可以研究科学作为一种制度在宋代社会是如何进行的。 科学知识价值如何评价？谁来评价？知识如何传授？知识的追求与社会秩序的维持如何发生作用？科学活动如何由国家来组织和支持？什么样的个人参与知识的活动？ 他们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如何？知识活动有什么样的规范？谁拥有知识的权威？学者们在知识追求过程中的动机和期望是什么？宋代的知识活动特别的多，有大规模的天文测量，天文仪器的制作，医学经典的较正， 本草、方书修撰，大型类书的编纂等。这些多是由政府组织、国家支持， 许多官僚机构都参与其事。如果要论儒家官僚体制对科学的作用， 宋代所见恐怕多是促进作用， 而不是李约瑟所讲的阻碍作用。
再次，还可以对知识活动从事者个人进行研究。个人可能其对自然其独特的兴趣或好奇心，但他的知识活动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被认为有价值，这是由社会的因素决定的。我们可以研究个人是如何把自己的求知兴趣和在社会上谋求出人头地的人生目标结合起来的，社会人生的价值观如何影响知识的探求？士大夫之间如何相互评价学问？他们对自然知识是什么样的态度？如沈括、苏颂、苏轼等人，都可以是这些问题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对象。 这是探讨士大夫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与科技的关系必然要涉及的问题。
再次， 还可以研究宋代科学与政治、经济、宗教等之间的关系。宋代特别重视医学，是否同中央皇朝体恤民众的统治思想有关？宋代的多次改历、改元， 其中政治因素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里就有富科所说的“权力与知识”(power and knowledge)的关系问题可以研究。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李约瑟的结论也不是定论。仅从思想概念出发来研究“儒教”、道家等与科学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进一步用有分析意义的社会学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比如说，也许可以用韦伯的“社会行为”（social action）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 宋代南方经济发展， 经济中心南移，政治文化播及的范围不断扩大，这如何影响了有关自然资源的学科如本草学、植物学的发展？此类问题， 正是为了探讨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与科学的发展的关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宋代不是一个静止的社会，而一个改革不断、充满生机的社会。上面提及的各个方面， 当然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历史研究的任务，首先是要弄清这些变化，并提出解释，努力发现其中的趋势。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静态的历史，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
结论
本文认为，对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研究，可以继承李约瑟的工作，发展他的研究中的社会学取向。 但是，不必纠缠于李约瑟关于“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的负面问题， 而是要发展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与文明的正面问题研究。要问诸如下列的问题：中国古代在探求自然知识方面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为什么中国科技与文明会在宋代达到一个高峰？是怎样的高峰？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把科学知识富有成效地应用到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 一旦这些正面的问题提了出来，我们对中国科技文明的历史研究可能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这就需要我们超越“唯科学”的历史观，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方位的视角提出问题，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提出多元化的解释。超越“唯科学论”不等于是“反科学论”，而是要在研究方法上跳出科学“目的论”的束缚，研究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采用“两岸风光”的比喻，也就是这个意思。不能简单地按照“科学目的论”的观点研究科学史，视古代的知识活动一定是朝着现代科学的目标后浪推前浪地前进，从而认为科学史研究的意义仅仅在于展示“百川归海”的图景。其实对每一条河流的“两岸风光”的探究，历史意义同样重大。也就是说，要到中国人的社会实践和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去探讨和理解中国的科技与文明。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的学术境界恐怕比脱离了历史情境的所谓“真面目”更为引人入胜。
近来中国科学史学术界似乎有这样一种疑虑，就是认为既然已经有了李约瑟的大部头的《中国科技史》，又已经有了中、外学者一个多世纪对中国科技史的专门研究，其中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世纪末主持的30多卷本的《中国科技史》“大书”，好像中国传统科技史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这实在是一种不必要的疑虑。若是对中国科技与文明进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那可以做的工作可以说是永无止境，学术之路可以“日新，日日新”。拿一个西方的例子来说，西方学者研究“科学革命”，著作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同样以“科学革命”为标题的著作就不下十几种，对科学革命的解释，有特点、有份量的论点也有十几种，但在西方学术界看来，关于“科学革命”研究远没有完结，成果层出不穷。靠的是什么？正是学术思想与方法的日新不断。
最后，本文要略提一下这种研究的现实意义。国人爱讲“以史为镜”，可以想象，通过对中国科技与文明作这样的历史研究而可以得到经验和智慧将会很多。 我们现在提倡创新，要创造先进的知识，要建立先进的文化，要以发展生产力来不断满足社会的需要，要“执政兴国”，那中国古代能把知识有效地应用于社会的经验，像宋代这样国家机构能积极有效地组织科技活动，为国计民生服务， 不正是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吗？创新要与活用相结合， 活用也是创新， 而仅这一个“用”字，在中国传统社会文明中有着无数宝贵的经验。 如果说李约瑟的反问题曾经有唤起中华民族觉醒的现实意义，那么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今天，发展李约瑟的正面问题的研究，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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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王国维。 宋代之金石学， 《国学论丛》， 1928，第1卷3号； 见于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 页201-06.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p.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