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作为科学哲学家，其思想自然有很重大的价值。但是我们还可以以其思想作为一种参照系，来帮助我们看待其他人的思想，以获得一种也许对双方都有益地理解的促进。整理了5篇哲学科学论文，希望您在阅读之后，能够更好的写作哲学科学论文。
科技哲学的论文 篇一
科技价值的哲学反思
[摘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但与此同时，与科学技术相随而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也日益严重，科学技术带来了希望和向往，也给带来了悲剧和危机，在共享科技成果的同时又不得不共担其带来的后果。透过其辉煌的光环，静心的进行哲学反思，科学的进行价值审视，或许是必须的选择了。
[关键词]科技 价值 人性化 指向具体化
中图分类号：B8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597(2009)0720190-02
一百多年以前，恩格斯曾经提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都报复了我们。”随着时间无情的流逝，这种报复也愈演愈烈，温室效应、臭氧空洞、水土流失、伦理失序、战争灾难、酸雨、疾病……从个人到社会、从生存到发展，都让我们深陷其中，一场“人类拯救”首先从反思开始。
一、科技与价值的背离
科技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的活动，从其产生、应用、监督、评价等各个环节都是有着实际的物质承载，这也就在实际上赋予了科技本身必然要体现的价值。其中立性、超社会性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事实上，科学技术在生态环境、经济、政治、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都早已引起了价值异化，使得科技与自然、与社会、与人的价值相背离。
(一)科技与自然价值的背离
这是科技价值异化的外在表现，这也是我们最直接能感受到的。自20世纪60年代环境污染开始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课题以来，人们就开始奔波于寻求救治的良方。然而时至今日，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总体趋势并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地球作为我们生命的家园，如今变得满目疮痍，使人类的生存空间危机四伏。在影响环境问题的因素中，科技的发展和运用可以说是最直接的催化剂。温室效应、臭氧空洞、酸雨等危机已经体现了科技因素的巨大负效用，科技严重的破坏了自然生态，正在不断地摧毁我们难以找回的和谐家园。科技与自然价值的背离，造就了科技对自然的强大破坏力，直接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越是科技发达、运用广泛的地方，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越是惊人，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它已经侵入到自然界的每一个角落。科技给了我们美好的希望，同时也把我们一步步逼上绝境。科技还在飞速发展，而环境也在被不断摧毁，大自然只能在迫不得已的在对人类的报复中期待着人类的幡然醒悟。而对我们人类来说，现在所要做的只是争取一个改正的机会而已。
(二)科技与社会价值的背离
让社会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套科学的循环发展机制来支撑，科技的发展运用应将在这一要求中起到重大的推进作用。事实上，科学技术与社会价值已经背离，形成了相互倾轧、恶性循环的局面。这主要是科技所带来的巨大
物质利益和由此产生的巨大物质力量，使社会形成了错误的用来取得、分配和使用社会劳动资料和成果的方式。科技的不平衡发展造成了社会资料和成果的“私有制”，在这一基础上的社会要想不爆发危机是很难想象的，科技的物质利益在实际上造成了社会的分化和割裂，各区域的力量分别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去盲目追求，这严重的削弱了整个人类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效力，使得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美好理想变得如此的飘渺而不着边际。在这种各自为战、把科技力量特殊化的无数力量中，无法形成推动人类社会健康向前的合力，就像科技的负效应是全球性的一样，人类社会需要公共的科技力量。
(三)科技与人的价值的背离
我们所从事的各种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环节，最终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在这一追求中，人们想到了解放、自由，并大力的借用了科技的力量，贯穿人类的整个征服实践当中。在实际中，人的发展却又恰恰被科技所局限住，人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变革，接连不断的科技革命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它提高了人类的认识和改造能力，把人从各种局限中不断地解放出来，正在我们可喜于自身的发展时，却才发现，我们又陷入了另一种被局限的困境当中，伴随着我们所认为的各种提高中，还提高了的是对我们自身的破坏力，我们正在以巨大的代价来换取我们现在的尴尬处境。人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自己所支配的客体的异化。我们支配机器，解放我们自身的繁重体力劳动，却变成了机器的附庸，我们的体力、智力的发展开始依附于机器，我们失去了人自身的自由环境，我们的生理遭到了破坏，心理遭到了压抑，我们的个性和自由被扼杀。科技已经由作为人类摆脱统治的工具转化为人统治人的工具，这种对人自身主体性的否定性因素使我们异化成了最大的一类“机器人”。迷失了自我的人类，用这迷乱的脚步，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发展的迷宫呢？
二、科技与价值背离的哲学根源
人类历史在整个的历史长河中显得是那么的短暂，但就是在这如此短暂的实践中，人类已经面临了生死攸关的困境。我们再每前进一步，却是那么的艰难。我们该怎样看待历史和现在呢？科技作为我们发展的必要力量，为何结果不是我们所预期的呢？个人认为，现实科技和价值的背离在于我们没有全面的认识科技，科技还只是作为一个“无辜者”在人们的各种争议中无序释放，其中在认识上需要提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我们认识到科技自身价值的两重矛盾。
(一)科技的人性化与非人化的矛盾
科技一方面要求提高人类的生存地位和生活质量，体现着突出人类在宇宙中统治地位的作用；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又要求体现规律，表达除人类之外的综合诉求，又必然要求淡化人类的统治地位。这一矛盾是科学技术本身实质的价值归宿，对于沉浸在征服快感的人类来说，显然是不愿看到后者的。于是很好理解，科学技术“偏袒”了人类，同时作为报复也“偏袒”了人类。在人类每一次费劲心思去主宰世界的时候，都遭到了必然的反抗，或许这是一场必须的无休止的战争，但我们手中的武器却终究是畸形的科学技术，从长远来看，我们要考虑的不应是最后的胜利，而是如何自保的问题了。
科技作为科学成果，其具有着内在的规律性，显然，仅仅为人是不全面的。其作为一种手段 联系的是人 类与自然、人与 社会、人与人。科技自身的这重矛盾决定了在现实当中，科技不是一种统治手段，人类更不能凭借科技手段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人的真正 发展程度取决于科技多大程度上用于利益均衡上。而仅仅是服务于人类的征服目的当中，人类或许只能丧失在这个星球上获得的仅有的一席之地。
(二)科技指向具体化与要求制衡全面性的矛盾
在人类所从事的各领域的 实践中，不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困难持续的刺激着人们的征服欲望，作为最终的辅助手段，具有鲜明针对性的科学技术应运而生。各种科技的闪亮登场都体现了人们曾经的困苦处境，作为实践要求和人主观能动性的综合结果，从这个角度说，科技的发展史无疑是人类曾经的“患难史”。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科技，都有着明显的目的指向，在感于人类作为高等智慧动物的同时，也逐步幻化了人类意识的无穷力量，在那种只怕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极度沸腾心境下，我们没意识到的是科技还有要求制衡的全面性。科技的发展运用都应当是一个整体机制，这有两层含义，一是科技要运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让科技在每一个方面都表现出巨大的改造力量，从而综合全面的不断改善人类处境；另一层意思是科技的每一次运用只意味着其所指向的单方面的情况改善和问题解决，而其结果只是其所针对的局部变化，这就要求其他的科技运用来达到与这种局部变化相制衡的整体布局。我们所要说的主要是后面这一层。我们现在的科技运用还只是较多的出于功利性目的而强调局部指向，而作为必须要有的与这种局部变化相制衡的科技手段和科技运用却被忽略。这正是我们在运用科技进行改造时留下的最大隐患，而可怕的是这种隐患必然要以强制的方式实现自我调整，即以报复的形式反馈给人类。我们所缺少的就是这种全面的科技运用机制，而不是在我们遭到这种必然的报复之后的弥补性的给予个别的补偿。
总之，我们怀着美好的梦想，努力的去奋斗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必然性面前，我们要利用的也仅此而已。我们要看到我们还只是处于很长的成长之路的一个低的起点，科技将是我们继续成长的必须营养，科技为什么服务，怎样服务是我们能否吸收营养的关键，而一味的把科技人性化和把科技指向具体化正是让我们“营养过剩”和“营养不适”的根源。
三、科学技术的价值导向
科技将伴随人类实现全面发展实践的每一个过程，其带来巨大的改造力量的同时也表现了相应高强度的破坏力量，因此，在科学技术研究和运用的过程中，必须赋予积极的价值导向，使科学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自然和谐的方向发展。
(一)科技为什么服务，是实现科技价值的先导
科技的服务对象根本上说不能仅仅表达为为全人类服务，这只能导致科技的人性化倾向，加速使人类从自然界整个有机体中脱离出来，而这种脱离不是高于自然界，却是被自然界孤立起来。显然我们人类脱离了自然界，发展是无从谈起的。而这也正是造成我们困境的根源之一，我们只是服务了“科技社会”，却没有想到与“科技社会”根本利益一致的“科技自然”。我们所要求的科技的服务对象应该是适合人类发展的所有应然的集合体。这就要求我们把科技的直接服务对象为人类转变为科技的效果最终为人类，避免把科技人性化单极倾向，或许最后我们才能真正的实现“人性化”。
(二)科技怎样服务，是实现科技价值的根本
这主要指把科技作为改造力量运用于实践的 组织原则。我们应当避免科技指向具体化的倾向，而应该是要有与这种具体化指向相适应的关联体系，形成全面的科技实施机制。这样才能避免科技对单方面产生效应后其他方面的不适应，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已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世界作为有机联系的统一体，被科技纳入改造对象时，必然要求得到全面的科技运用，愈是把科技指向具体化，愈是给我们带来相关联的诸多问题，而这种改造各方面愈是同步，愈能全面的实现科技应有的价值。
哲学论文 篇二
哲学的祛魅——当代西方哲学地位的变化
哲学旨在通过联系的方法来阐述问题，使人了解我们的经验世界，并为创造更伟大的创造而作各种尝试。一种哲学思想的变化，往往能决定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甚至带来某种巨大的社会变革。
一、哲学史概说
科学和哲学可以说都起源于宗教，或者毋宁说，起初科学、哲学、和宗教是一回事，神话是了解世界最原始的尝试。因此，在西方世界有一句名言“神学大于科学”，就是这个道理。人最初根据自己浅薄的经验来解释那大部分以某种理由(主要是实用的理由)而引起注意的现象，人赋之以生命，把设想现象看作是活着的灵魂，因此有了“神话”之说，神话将其人们无法合理解释的自然及社会现象物化，因此有了人们心目中的“神”。在许多民族中间，这种模糊不清的物化论，慢慢地影响着个人的创造或他们的逻辑思维，进而变成了他们所拥有的智慧，当然，其中想像和意志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哲学史要包括所有民族的哲学，只有少数几个民族的思辨不可以称之为历史。
目前我们所提到的哲学史，通常意义上都是指西方哲学史，而西方哲学往往从古希腊人开始，现代哲学文明都是建立古希腊人的文化之上的。我们通常把哲学史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和当代哲学。哲学史有其继承、演变、发挥和推翻的过程，要研究整个哲学史，不是在一篇文章甚至一部著作中就能完成的，因为这其中包含了太多的的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哲学史家在自己的研究中很难做到不偏不倚，并且尽如人意。因此，笔者再次无意探讨这一浩繁的历史画卷，仅就当代哲学发展历程做一粗浅的探讨。
研究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意义重大。很多有识之士都对目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干兴趣，都力求为人类如何在文明世界中找到自我而绞尽脑汁，然而，答案向来不统一。顾名思义，人们要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之根本生存原理，就必须弄清过去和当代的理论、宗教、政治、法律和经济思想之间的关系。而当代西方哲学地位的变化，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了解当代西方哲学地位变化，有助于我们形成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助于了解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以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二、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哲学演进的影响
如果给当代西方哲学一个时间界限，笔者认为应该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那个时候，西方哲学在主题、对象、方法、内容及表达形式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使得西方哲学在其发展方向、行动趋势以及历史地位上完成了彻底转折，其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当下的很多哲学思潮的出现，都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次变革相关。哲学领域的这次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启主要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相关，后现代主义这场席卷当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具有反叛性、革命性、时尚性和另类的思想运动。它首先颠覆了传统哲学的霸主地位，褪去了哲学头上的光环，洗尽了哲学曾有的魅力和神秘，使被称之为科学之科学的西方哲学风华不再，流浪人间。同时，后现代主义使哲学领域绽放出了一道五光十色的异彩，呈现出了哲学多元化的场景，这种多元化进而成为了未来哲学发展的潮流。
在此期间，哲学开始向美学转向，日益被反应为日常的生活化、大众化和世俗化。同时，那些曾经给哲学当小兄弟的文学、史学、自然人类学开始和哲学套近乎，哲学终于成为了“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推进者。哲学精英和大众的分野日益消失，在“作者死亡”的口号下，人人称孤道寡，处处浸染沧桑。尽管卷入这场波澜起伏、离经叛道运动的大多数思想流派或思想家有着迥然不同的、甚至互相对立的理论和思想观念，但他们都无可否认地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后现代主义怀疑一切，以往的权威、常识和真理都被后现代主义作为了他们革命的对象。第二、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本来被应用在自然科学领域，这时也被搬入了哲学的殿堂，后现代 shancaoxiang.co m主义站相对主义立场上，对多元文化进行相对认知，夸大人的作用，把人的价值标准作为万物衡量的尺度。第三、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转向，以及对语言的解构主义分析。第四、后现代主义提倡的浪漫主义风格，对从前的启蒙主义形成了极大的挑战。第五、后现代主义的东方主义情结，以往的西方哲学关注的都是西方世界，以西方文化为研究背景，以西方世界作为研究对象，后现代主义的最可取之处在于，它把眼光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不再单一的看世界，而是全方位的看。第六、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审美主
义。审美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美学理念影响着 文学创作，也影响着 哲学的 发展。第七、后现代主义反理性、反本质、反形而上学，主张结合实际解决问题，这显然与从前的思辨逻辑不符。第八、后现代主义对人类中心论的批判。第九、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对哲学终结论的批判。第十、后现代主义将哲学范式进行了彻底颠覆，对个体理性与主体中心进行了解构，认知方法从认识论走向了解释学。以上是笔者对后现代主义十大特征的总结。
显然，后现代主义旨在于哲学和人文 社会科学领域中标新立异，反传统，反权威是它的中心思想，怀疑一起是它的斗争方法和手段。它鼓吹否定性、非中心化、片断化、差异和重复，批判和颠覆理性、统一和真理。它所关切的现实都是破碎的、变化的，非理性的，非传统的，非连续的。后现代主义认为，哲学和科学都已经丧失了其本来魅力，它的终极目的是要铲平哲学和文学间的界限。后现代主义对于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是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哲学批判和论战中最全面、最根本性的一场批判。在这场批判中，哲学的王冠被摘下，有如当年高高在上的杨贵妃在面临马嵬兵变时，表现出的“花钿委地无人收”，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开始崛起，大家都想通过这场对西方哲学的彻底批判来完成自我学科的救赎和新生。
三、西方哲学地位的走向——从认识论到解释学
前文我们提到了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哲学的彻底批判和颠覆，实际上，西方哲学地位的最终转化，就是“认识论”的转向，是认知方法的改变，也是人类认知思维的改变，也就是要从中世纪哲学，也就是传统哲学的本体论问题，转向近代的认识论问题。而后现代哲学又从认识论转向了解释学。从认知的范式来看，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这种西方哲学地位的变化，实际上就是要改变人的一种思维逻辑，即人文思维逻辑。这种逻辑的特征我们前文已经提到过，这就是试图改变传统的思维确立，反对本质主义对普遍性的约束力，重视对象的差异性，尊重对象的多元化，重视人的个体思维，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这种人文思维逻辑的意义还不仅于此，它的根源在于转换你的认识范式，即从主客体对立，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以实证科学为楷模，重视逻辑批判性，重视 语言的作用。与之相伴随的，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逐步由客观转向合理，由普遍转向合法。
结 语
西方哲学地位的变化标志着人类思维新范式的一种确立，使得不同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对立转向对话，由斗争转向合作，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
科技哲学的论文 篇三
现代科技的哲学困境
[摘要]在美国影片《后天》中，人类为了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而盲目地向大气层排放温室气体，最终导致了冰河时代的提前到来，人类文明几乎因此而毁灭。本文以该片中所反映的现代科技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为切入点，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现代科技在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为例就现代科技如何走出目前的困境提出了对策。
[关键词]现代科技 困境 我国《后天》
一、引言
美国影片《后天》(The dav aftertomorrow)给我们展现了一幅人类末日的可怕景象：巨大的冰雹，狂暴的飓风，几乎毁灭人类的新冰河时代。当然，聪明的导演也不会忘记在里面加上一些大众化的佐料：家庭的亲情、朋友之间的友情，还有年轻人的爱情。在两个小时的视觉冲击之余，这部给制片商带来巨大利润的科幻大作也给人们带来了思索：科技是天使，还是魔鬼？“后天”是制片人耸人听闻的想象还是真的有可能在某一天来到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
二、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科技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从马克思关于“科学是生产力”的预见到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洞察，深刻地刻画出了理论随着时代不停前进的脉络。早在一百多年前，在现代科技的发展还处在萌芽阶段时期，马克思就提出了“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的论断。马克思的真知灼见已经被科技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又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结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越来越大，就无可辩驳地论证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科技发展具有加速度的这个内在特征，以及发展高科技对提高综合国力的巨大意义，使得当今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国家把发展高科技视为政府的重要职能。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础产业，甚至可以说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产业。
借助于现代技术所提供的手段，人类不断地从微观、宏观和宇观三个方向拓展着对物质世界的认识。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入，现代科技所具有的改造世界的能动性越来越大。现代科技不但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结构，在很大的程度上科技还改造了人类的整个生存环境。可以说，地球上人类未曾涉足的处女地已经越来越少，甚至连外太空都留下了人类活动的足迹。但辩证唯物主义早就告诉我们，事物总是要一分为二的，从这点来讲，科技也不是完美的，不恰当的、无限制地利用科技成果在给人类到来幸福的同时，也会给人类带类后患，即使这些后患在眼前是看不到，但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的。有些技术在发明时曾经给人类带来了福音，但当它露出狰狞的面孔时，人类已经为自己的盲目付出了巨大的、甚至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农药DDT的发明与推广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DDT发明于二十世纪中期。刚刚发明时，DDT作为一项伟大的技术成果马上显示出了其良好的应用前景，在农业、医药等方面获得了极为广泛的应用，发明者也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但数十年以后，人们发现，DDT正是导致许多动物灭绝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滴滴涕在自然环境中非常难降解，长期使用势必会造成其在动物体内的累积，从而引发生态方面的问题。虽然DDT已经在全球绝大部分地区被禁用，但其负面影响是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消除的。可以说，人类在享受着科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喝下了自己所酿的苦酒。《后天》中冰河时代之所以会提前到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类的工业生产和汽车尾气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甲烷、氮氧化合物等温室气体，这些温室气体在大气中含量的增加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导致了全球气候的突变。实际上，目前全球气候变暖的迹象是十分明显的，气候变暖已经使一些高山的雪峰开始融化。科学家甚至预测，非洲第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上的积雪将在数十年内全部消失，到那时，现在这座终年积雪的雄伟的山峰将成为人们的记忆。同时，气候变暖还导致了干旱、水灾、飓风等异常天气的增多，如近年来的印尼、马尔代夫的海啸，科学家都认为与温室效应导致的气候反常有关。
除了气候反常外，盲目应用技术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如在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可以说是和工业化相伴而生的。五十年代前，我国的工业化刚刚起步，工业基础薄弱，环境污染问题尚不突出。五十年代后，随着工业化的大规模展开，重工业的迅猛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初见端倪。但这时候污染范围仍局限于城市地区，污染的危害程度也较为有限。到了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环境污染渐呈现不断加剧之势，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环境污染向农村急剧蔓延，生态破坏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时至如今，环境问题与人口问题一样，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大难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虽然取得多项进展，但形势仍然非常严峻。在2005年第八届科博会中国循环经济发展高峰会上，国家环保总局科技司副司长罗毅透露，我国流经城市的河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河段都受到比较严重的污染，全国百分之七十五的湖泊出现了富营养化的问题，每年沿海地区的赤潮发生次数比上世纪八十年代超过了三倍以上，酸雨的影响面积已占到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到三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森林资源总量不足，生态系统退化。罗毅还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目前有三分之二是在透支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的，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GDP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因此，同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环保工作正在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
科技的发展使人类陷入了一个由自己设置的困境：科技使人类享受到了由科技所带来的巨大的物质文明，再让人们远离这些成果已经是不可能了。设想一下让现代人生活在没有电、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环境中，会是怎样的一幅景象？这无异于是世界末日。显然。再让人们回到远离现代科技的石器时代是不可接受的。但另一方面，人类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科技的种种弊端。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R，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以大量的科学事实论述了DDT等农药对空气、土壤、河流、海洋、动植物与人类本身的污染。警告人们要全面权衡和评价使用农药的利弊，正视由于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而导致的严重后果。1972年，在由米都斯等人提交的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学者们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对全球的人口增长、粮食产量、资源消耗、工业发展和环境污染等五种因素的变化进行了定量的分析研究，发现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按指数增长。按照他们的计算结果，如果维持当时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
的速度不变，那么，全球性的粮食短缺、资源枯竭或 环境严重污染等因素中的任何一个爆发都将可能导致现代 社会的崩溃。从此以后，西方社会对科技的社会价值的激烈争论就一直没有停顿过。面对全球问题的严酷现实，人们又不得不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进行新的理性思考。自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 发展，伴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化和生产工具的不断改善，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大大加强，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人们把科技看成了一盏照亮整个世界的明灯，培根也因此而发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呼喊。科学技术在那个时代被看成了一位无所不能的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地发现这位神不是万能的，它给人们带来的不全部是幸福，还有恐怖甚至是巨大的灾难，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期末期，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造成了两个城市的毁灭和数十万民众死亡以后，现代科技更是在人们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三、如何走出现代科技的困境
人类社会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如果以社会技术体系为尺度来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 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三个阶段。(P293)信息社会最主要的特征是以 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科技把整个世界联结成了一个“地球村”，科技进步已经成为了 经济竞争前沿争夺的焦点。冷战结束以后，科技进步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推入了新一轮的全球竞争，这轮竞争的特点是以经济为核心，以科技为基础。离开了科技的快速进步，想要在未来的世界中站住脚跟是不可能的。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中深刻地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知识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重心的今天，我们因为科技在其自身发展中出现的弊端而轻言放弃，则无异于是因噎废食，自毁前程。因此，想要走出现代科技给我们造成的困境，最重要的是从新认识现代科技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合理的科技长远发展规划。以我国为例，就目前而言，重点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 工作。
首先是理智地认识现代科技的“双刃剑”效因。美国著名的技术史家Kranzberg认为，技术既不好也不坏，但也不是中性的，并将这一结论称为“Kranzberg第一定律”。(P544～566)显然，Kranzberg认为，对技术的评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它的目的和具体的社会环境，使用目的和环境改变了，对使用结果的评介可能就会太相径庭。爱恩斯坦也曾经形象地指出：“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利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中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P56)的确，科学技术所反映的是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价值作为一个关系范畴，不能离开关系的主体来评介，离开了使用科学技术的人来谈论科学技术的价值是没有意义的。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要承认现代科技在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盲目无序地推广一些重污染，或者具有很大潜在危害性的科技成果的弊端，破除对“科学技术万能论”的迷信。
其次，是确立正确的发展观念——可持续发展观。我们现在讲到发展，往往仅仅把它理解为经济的发展，这种狭窄的观念很容易使人产生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的错觉。实际上，发展经济是发展的主要内容，但发展不单单指物质财富的增长，它还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应该包括经济、科技、社会生活、人的素质以及生态环境等因素在内的多元的进步，是整个社会体系和生态环境的全面提高，它可以概括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但从当前我国的情况来看，有一些地方官员片面地把发展经济看成是发展的全部内容，而GDP则又是发展经济的全部。认为GDP上去了，整个社会就发展了。许多地方为了发展经济，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甚至提出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口号。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整体环境所遭到的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与这种指导思想有莫大的关系。其结果是，从短时间内看，经济总量是上去了，人民生活条件也改善了，但从长远来看，由于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使得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后劲被遏止了。因此，这种这顾眼前、
当然，发展经济与合理使用资源、保护环境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解决这对矛盾的基本思路就是把发展经济与合理使用资源、保护环境三者进行统筹考虑、统一规划，从而实现人类、生态环境和资源、社会经济三者的协调发展。只有这样，《后天》中那可怕的景象才不会在地球上真的上演。
哲学科学论文 篇四
波普尔与库恩思想比较研究
摘要：波普尔作为科学哲学家，其思想自然有很重大的价值。但是我们还可以以其思想作为一种参照系，来帮助我们看待其他人的思想，以获得一种也许对双方都有益地理解的促进。
波普尔应该说在科学哲学中体现了突破性，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波普尔思想中的保守性。在科学发展模式中，波普尔的“不断革命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是对科学知识累积观的突破。但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却与逻辑实证主义者并无二致：从逻辑和经验两条途径来对科学进行哲学思考。并且对于科学知识累积观也没有完全放弃。
对于科学语言的研究，波普尔并没有多加考虑，他认为“我所认为的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瓦解的最终原因不应归咎于它学说上种种严重错误……而应归咎于对重大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归咎于埋头于细节……尤其是词的意义；简言之，归咎于它的烦琐哲学。”
波普尔对于背景知识的重要性以及理论负载观念是有一定了解的。但他仍然不认为人的主观倾向和知识的社会建构对于科学知识的形成，科学理论的发展有多大的作用。他似乎认为与经验联系的语言还是中性的语言。
可以说波普尔在对科学哲学的研究途径上，对语言的认识上还是坚持比较保守的观点。本文立足于这几方面，将波普尔与库恩的思想做了初步的比较，在表达库恩哲学与波普尔哲学的不同的基础上，力图展现出库恩哲学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新方向：如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重视，对于科学累积观的放弃，对于科学共同体的封闭性的说明，最重要的是对不可通约性的研究体现出其新的哲学观。
科学哲学以逻辑经验主义为这一哲学门类的第一个成熟派别，发展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渐趋势微。波普尔哲学出现。波普尔哲学从时间上介于逻辑经验主义与库恩之间，思想上继承了逻辑传统和经验传统，可以说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新形式。并且由于思想上的相悖，而时间上的相合，库恩与波普尔之间不乏直接的交锋，特别是在1965年伦敦科学哲学会议上。因此，库恩和波普尔因其思想的各自代表性，成为传统科学哲学与历史主义学派进行比较的对象。
波普尔(K.Popper, 1902-1993)英国哲学家。代表作有《研究的逻辑》、《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等。波普尔的思想传播较广，为人熟知，在此只略述概要。
波普尔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提出证伪原则，并将理论的可证伪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在科学发现方面，提出由猜想创造出理论，由经验加以证伪的科学发生和发展模式，图式为“P1(问题)―TT(试探性理论)―EE(消除错误)―P2(新问题)”，其方法称“试错法”。波普尔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科学理论的逼真度会越来越高，理论的经验内容会越来越丰富，科学是理性、进步的事业。同时他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认为世界可分为：世界1―物理世界，世界2―精神或心灵世界，世界3―客观知识的世界，将科学知识的发展作为一个主观知识客观化的过程，客观知识自我发展的过程。波普尔在社会政治哲学和艺术等方面的思想也有较大影响，本文仅立足于其科学哲学思想进行探讨。
一、科学发展观的比较
波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是其哲学特征的显著表现。如果仅就其发展图式来说，库恩模式和波普尔模式还是很相似的，即都呈现批判及重视变化的形式。波普尔认为一个理论经由证伪而为另一个理论所代替，而库恩认为一个范式发生危机经由科学革命而由另一范式所取代。如果批评波普尔是“不断革命论”，那么从宏观上看，库恩也是“不断革命论”，只是时间上或促或缓，显然这并非二者区别的根源所在。必须深入到两个模式的深层，才能做出真正的比较。
先看波普尔，声称“应当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1]波普尔这不是赞同一个理论代替另一个理论的进步方式，因而理论才是科学发展的里程碑吗？其实，理论在波普尔这里只是一个经验工具，其意义只在于是否能解决问题，“一种科学理论，一种解释性理论，只不过是解决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尝试，也就是解决一个与发现一种解释有关或有联系的问题。”[2]因此可以看出波普尔将科学事业的发展看成一个经验内容不断累积(通过证伪的累积)的过程。其方向是一个确定的矢量。对理论的这种理解，使得理论和理论之间成为可以沟通无阻的状态。因为理论针对的是经验问题，经验是对独立存在的实在的反映，不同理论针对同一经验问题，即是面对共同的实在而进行的探索。所以理论与理论是可以用一个共有标准来衡量的，即可证伪性；也是可以用同一标准来衡量不同理论与真理的接近程度的，即逼真度，用经验内容的含量来指出理论和真理距离的远近。
理论和理论间的这种状态，使得它们所运用的语言也成为共通的，正如波普尔所说：“一个公理系统(例如几何学)的原始概念通常是可能和另一个系统(例如物理学)的概念相联系的，或者为后者所解释。在某一门科学的进化过程中，当一个陈述系统正在用一个新的(更加一般的)假说系统来解释的时候，上述可能性特别重要。从这个新的假说系统中，不但可以演绎出属于第一个系统的陈述，而且可以演绎出属于其他系统的陈述。在这样的情况下，用原来在某个旧的系统中使用的概念来定义新系统的基本概念是可能的。”[3]这可以说是波普尔对科学理论的语言观再清楚不过的表述。概念的演变不仅合理，而且不同理论之间也环环相扣，实际上仍然坚持一种中性语言观。这样，科学和主要特征自然集中到对经验问题的解决方面，并没有什么令人捉摸不定的因素。理性而笃信经验的波普尔自信满满。
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中却缺少了波普尔那种明晰的表达和确定的矢量轨迹。他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从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而且也很难说是向真理步步逼近的。范式是针对经验问题的，由范式结成的科学共同体的常规活动也是解决疑难，但不仅仅是一个经验工具。其中对疑难及其解决的认定、实验方法、理论选择、乃至基本概念等等都是自成体系的。范式和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即使大部分概念相同，但某些基本概念的不同就可造成范式间的不可通约。“在一个理论到另一个理论的转换过程中，词的意义和应用条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大部分革命前的符号在革命后仍然沿用一致，如力，质量，元素，化合物，细胞，但它们中的一些词附着于自然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变化。因此，我们说，相继理论是不可通约的。”[4]由于语言而导致不可通约性；由于不可通约性，使得范式不能直接地沟通比较，因此很难象波普尔那样指出一个共同的标准来选择理论。
库恩一方面承认理性标准—精确性、一致性、范围、简单性和有效性；同时又认为“这些理由所构成的是用来进行选择的价值，而不是选择的规则。而共用这些理由的科学家可以在同样的具体情况下做出不同的选择。”[5]也即“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所作选择不仅依赖共有准则……还依靠由个人经历和个性所决定的特应性因素。”[6]这样，库恩就不只考虑经验内容的增减和与客观实在的符合程度。与波普尔方向相异的结果是必须转而考虑理论的构成、范式的转换、个人选择在科学事业中的地位等等问题。且科学也可以说是进步的，更好的，但不能说是不断向真理进步的。
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语言和不可通约性的关系。库恩对理论的语言结构采取的是整体论的观点：其一，概念与概念之间是密切联系的。如在学习类概念时(kind-term)时，认为“大部分类概念必须作为一组相互比较的概念中的一个来学习。”[7]假使学习“固体”概念，那么同时就要掌握“液体”和“气体”。而另外的概念，则要在一组相近的概念中学习，例如“力”就要与“质量”、“重量”联系在一起。这些概念是因自然定律而结合起来的。其二，单个概念和整个理论是相互联系的，概念除了是词语外，还有自然界的意义，如果这种意义与范式针对自然界的知识体系相悖，便不能为范式所容。概念与范式整体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因此，当某些基本词汇转变时，实际上反映的是范式整体的转变。不能忽视语言的些许变动，而认为大部分词汇相同或相似，并不妨碍理论间的交流。
库恩的这种语言整体观得益于奎因的语言观。“奎因指出了他准备加以批评的两个教条。第一个教条坚持‘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和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的根本区别。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词项为基础的逻辑构造。’……即在对真理的问题以及在修改一个人的信念时需要考虑什么的问题的考察中，不要把一个人的注意力孤立地局限在个别陈述中，而是要注意思想的整个系统。只有考虑了这种陈述的总体网络—规律，逻辑原理和观察报告等的相互联系的网—我们才能确定我们接受、抛弃或修改任何单个信念的理由。”[8]这段引文较长，但较完整地阐述了奎因的观点。事实上，语言的整体观从卡尔纳普、亨普尔等逻辑经验者那里就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奎因，再到库恩，应该说，还是有其内在的发展脉络的。
波普尔语言哲学对此并不感兴趣，“我所认为的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瓦解的最终原因不应归咎于它学说上种种严重错误……而应归咎于对重大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归咎于埋头于细节……尤其是词的意义；简言之，归咎于它的烦琐哲学。”[9]对于由语言整体观而引致的不可通约，波普尔同样不以为然：“这正是一个教条，一个危险的教条—不同的框架就象是不能相互转译的语言。事实是，甚至完全不同的语言(象英语和霍皮语或中国话)也不是不可转译的，许多霍皮人或中国人相当好地掌握了英语。”[10]也就是说，语言作为对实在的描述，都是针对同一个东西，只不过叫法不同罢了。相互交流，建立一种科学词典式的关系并不是一种难事。
库恩则在此也用了类似的比喻来回击波普尔，即学习语言和翻译是两回事。“学习第二语言的困难不同于翻译的困难，而且远比翻译的问题要少。……总之，翻译总是包含着妥协，致使交流会有些改变，译者必须决定什么改动是可以接受。”[11]学习使用第二语言，是认同到第二语言的语境之中去。这里的语境，并非单纯的上下文关系，而是语言中蕴含的文化背景。此时是暂且放弃了第一语言及其语境的。若是在两种语言间进行翻译，将有如同奎因所指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因素在起作用，“不能保证一个系统所选择的符号在另一种语言中有一个唯一相称或对应的符号。”[12]库恩解释道：“对于文学和科学来说，在翻译中的困难是同一个缘故，不同语言翻译的经常性失败在于语言中词语间保持的结构性关系，或者在科学中的类概念的结构性关系。”[13]在语言构成上似乎已经找到了不可通约性的根源。
实际上，不可通约性应从更深层次上进行理解，同时，对于语言的认识也应更进一层。库恩对比分析哲学的做法进行了说明。分析哲学认为两个人对不同概念用了同一个名称，如水，那么就可以区分为“水1”、“水2”。尽管水1和水2在意义上不同，但大部分还是重合的。所以这两个词只是在语言用辞上有所不同，而并非不是指向同一物。
库恩则认为“一些居于两个共同体所在范式内的类概念是不可调和地不同的，这种不同不再是描述上的，而是所描述的对象不同。”[14]也即两个共同体眼中的世界已经变了。“我们想要说的是，在一次革命以后，科学家们是对一个不同的世界在做出回应。”[15]换言之，“学习翻译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语言或理论在其中起作用的世界。”[16]不可通约性乃是理论背后的世界观转变造成的，而并非简单的词语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恩同意范式间可以有部分交流或不完全交流(partial or imcomplete communication)，也只能是部分的和不完全的。
这蕴含着对语言的观念和真理观念的一个转折。波普尔首先承认“我始终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实在论者”，肯定了客观实在的存在；其次，又承认客观真理即符合事实。这样就将理论与自然界(实在)联系起来，理论的语言即是对自然界知识的客观反映。知识与自然界(实在)的联系是直接的，语言只是一个载体、工具而已，自身并没有在认识过程中成为一个问题。库恩对自然实在也是认同的，也同意理论是对自然界的知识，“自然界的语言和科学的语言都是设计来描述实在的世界的，而不是任何可以想象到的世界。”[17]但是否科学理论可以达到波普尔意义上的客观真理就难说了。“然而，另有一个或一类步调是很多科学哲学家想采取，而我却拒绝的。即是，他们将理论比作自然的表现，比作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外在’的陈述。”[18]库恩在反对波普尔的逼真性标准指出：“为了在比较两个理论中使用这种概念，就必须假定，同意对于事实上是否雪是白的达成技术性的一致。……它还得假定，所牵涉的客观观察者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雪是白的’……我要说明，没有这样的中性语言。如果我是对的，那么‘真理’有如‘证据’一样，就会只是用作内部应用的一个术语。”[19]语言成为在自然界和人的认识之间的东西(桥梁或障碍)，语言所表述的知识也成为范式内部的东西。换句话说，科学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称为语言共同体。
这里所隐藏的是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转变与带来的知识性质的转变。在传统哲学中，主客分立，主体客观地反映客体。但在库恩这儿，客体也是主体的客体，这并不是走向主观主义，而是对科学图景的重新定位。自然科学一直以来作为客观、理性的最高形式，但被忘记了自然科学也不过是人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反映或者说是人的存在状态之一种。自然科学的基础—自然，也是为人认识而引入人的意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无论我们把实在叫做什么，它只是通过我们所参加的活动结构而被揭示给我们的。”(普里高津)应从哲学上给予自然科学以人的主体角度出发的真正位置。事实上，自然科学也应是一种主客合一的认识，并在语言中体现出来。但请注意两点：其一，这是在库恩思想中未明确表达的；其二，库恩的这个观点只能说在认识论层次的，而没有自觉地在科学的存在论层次上进行反思。与之相连，知识也是人的知识，尽管自然界(实在)可能是外在同一的，但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却可以从自己的立场得到关于自然界(实在)的知识，即使针对同一对象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恩反对中性语言观，认为不同的理论语言给予了不同的世界。而科学革命与语言建立起这样的关系也就不足为怪了：“科学革命的中心特点是它转换了关于自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内在于语言本身，也先行于任何可以说成是科学的或日常的描述或概括的东西。”[20]在库恩的论述中，未能清楚地明确主客体关系和知识的性质，只是在其论点中蕴含着。但如果不如斯理解，只将语言的转向止于不可通约性的语言构造方面，是不足说明库恩全部观点的。
二、两组概念的比较
下面具体说明不同语言观下，波普尔与库恩的哲学观点的异与同。
1、理论框架与常规科学
波普尔承认科学认识中理论框架的存在，“我确实承认，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被关进自己理论框架的囚徒。但我们又是匹克威克式的囚徒；只要我们愿意干，就可在任何时候打碎自己的框架。诚然，我们又会为自己找到一个框架，但这一个会更好，更宽敞些，并且我们能在任何时候打碎它。”[21]尽管波普尔一直强调理论的不断证伪，但也不否认理论有其稳定性。“在我们的背景知识没有发生革命变革的限度内，我们对t1和t2两种理论的评价将保持稳定。”[22]另外，根据世界3理论，客观知识具有自主性。“自主性观念是我的第三世界理论的核心：尽管第三世界是人类的产物，人类的创造物，但是它也象其它动物的产物一样，反过来又创造它自己的自主性领域。”[23]这样，科学不可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天几次革命，而为世界3本身的规律所制约。这种稳定性反映在波普尔对证实的接受上，“我的第三个要求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我们要求一种好的理论应在它的某些新预言中获得成功；二是我们要求它不要太快地被驳倒，……”[24]“在我看来很清楚，只有通过我们理论的暂时成功，才能相当成功地把我们的反驳归因于理论迷宫的一定部分。”[25]理论框架是证伪和证实的统一体。
常规科学是库恩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严格根据一种或多种已有科学成就所进行的科学研究。这种为科学共同体所认同的成就是范式。“一个范式和一种更秘藏的研究方式的取得，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的发展已经成熟的标志。”[26]科学家在常规科学时期进行的往往就是验证预期，使理论更精密等非创造性的工作。波普尔认可常规科学的存在，并认为是库恩给自己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但他对常规科学和常规科学家进行大力批判，更加反对将常规科学作为科学成熟的特征。“对此我只能说在这中间，在它成为常规的那种可能性中我看到了一种相当大的危险……一种对科学，而实际上是对我们文化构成的危险。”[27]此处的“危险”指一种对科学的无批判态度。
如果将库恩与波普尔的分歧只置于两人所达到的层次的话，是不够的，即“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不仅是波普尔承认科学的合理发展是批判进步的，库恩则认为科学受心理学、社会学等的影响而自洽于共同体中。还应看到是二者对知识本质的理解不同造成的这一差别。
波普尔的知识观将知识看作纯经验的东西，更好的知识就是经验内容更丰富，又更容易被证伪的知识。因此经验知识的不断增长，便不断突破原有的理论框架，而经验内容是科学理论中最重要的东西，科学的革命就在于经验知识的更新，无怪乎波普尔被称为“不断革命论”。
库恩的知识观则与其语言的转向紧密相连，知识是依托范式的知识，并非单纯的客观经验内容，它包含了许多范式的限定，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为共同体的
世界观所决定。科学通过实践的经验知识的增长，不过是在范式所规定的实验条件下，对理论预期的验证。也就是说，科学在常规科学时期，在范式的领域内，得到范式所预期的知识，同时，常规科学又与科学革命相对，只有达到范式的转换才能称为革命。这样，理论框架和常规科学虽在形式上都有稳定性的特点，但又全然不同。
具体地说，不同在于理论框架直接与经验相连，知识内容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不能影响理论框架的破与立。如果发生破与立，则表明了知识的增长。常规科学与范式相连，范式的转换造成的是知识的根本不同，经验也纳于范式之中。理论框架和常规科学的不同，在于其变化性质的不同知识观的不同，所折射的是波普尔与库恩语言观的不同。
2、背景知识和范式
波普尔早已认可观察渗透理论，“我们的日常语言是充满着理论的，观察总是借助于理论的观察。”[28]也就是说，在科学认识中充斥着背景知识。“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暂时地并且针对讨论这个特点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29]背景知识出于实用的目的而保持不受怀疑，成为科学可以在此基础上进步的台阶。这与上文对理论框架稳定性的看法是相符的。但背景知识也并非永远免受批判，因为毕竟科学的划界标准是可检验性。这里的背景知识无疑指的是经验知识。观察渗透理论，也就是在已有的确凿而中性的经验知识的基础上进行观察，并不因人而异，而是因经验知识本身的发展而不同。
库恩也同意“观察渗透理论”，只是此处的理论指的是范式。范式所含和知识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客观知识，而是在规定的，或者说共同体认可的，概念、理论、仪器和方法论之内所得到的知识。范式包含了一个共同体的世界观，不同的共同体有不同的世界观。正是在此意义上，库恩的观察渗透理论才会出现“在革命以前在科学界中的鸭子，在革命之后成了兔子”的结论。而在波普尔的观察中，是鸭子总是鸭子，也许有的差别就是长大了或是更肥了。
波普尔和库恩也都认为语言受了理论的污染，才达到观察渗透理论的结果。但出于上面的讨论，请不要忽略语言的不同意义。波普尔所说的语言是指对自然界客观知识的载体；库恩指的语言则是某一共同体对自然界知识的载体，这里的客观性只能指共同体的一致同意，即非私人性。
库恩认为语言既然是非私人性的，又是非普遍性的，那么是否可以说具有团体性的特点？这是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必然导致的结论。并且库恩进一步提出他的科学观：“(科学不是那种能把参与者组成共同体的唯一的活动，但它却唯一地使每一个共同体仅以自身作为听众和裁判。)……就绝大多数学科而言，一个封闭的专家共同体形成是其走向成熟的一部分。”[30]这也可看作语言的转向所带来的影响。
库恩的这种科学观在传统科学哲学中是不可想象的。且不说科学是自我封闭的，单说科学内部是由封闭的科学共同体组成的，便已令波普尔为代表的传统科学哲学家难以认同。在传统科学哲学中，以经验为基础，将科学事业不论从其共时性还是历时性都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深入了解语言所负载的含义后，对库恩的这种离经叛道的论断便不以为异了。
科学理论是一个历史事件，凝聚着世界观、技术水平、研究目的、方法等一系列为当时文化所决定的因素。从历时性看，是一个非连续的过程。从共时性看，不同的科学共同体由于采取不同的世界观、研究方法、评价标准等，相互之间难以交流，在科学内部造成了封闭状态。科学本身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一种，与人们其它生存方式存在着世界观的差异，如巫术，甚至日常生活等，也使科学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加之科学将自己作为理性的化身，当代世界的最高评判，而置于其它生活方式之上，也更加深了隔阂(这里相当大地涉及到在文化间及文化内部进行评价的问题)。语言作为文化的体现，科学语言体现了科学的上述特点。而库恩的语言观在体现了语言历史性的同时，集中反映了科学语言封闭的一面。此前的科学哲学家(如波普尔)的语言观将语言和经验做中性的连接，而未能通过语言探索到科学历史性的一面。
三、小结
库恩哲学语言观的转向是指在科学哲学中确立了语言的根本性地位，成为人与世界的中介，人所理解的世界都是在语言中把握的世界。这个转向具有的意义：一方面对语言的结构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令理论的表达更易为人把握；另一方面，将知识作为共同体的知识，否定了中性知识，使人在科学探索中能够吸了所得知识的过程和限度。总之，对科学认识有直接的指导。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意义”、“真理”、“客观”等概念的否定，蕴含着对科学存在论的思考，引向了对科学本身性质的反思的可能性。由语言而指向科学的历史性，这既是发掘了科学的有限性，又是其开放性的前提(科学实践的多种可能性)，将人的科学活动和整个文化活动联系起来，体现的是理性历史化。
科学理所当然的基础是人对自然的认识，具有有限性。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31]科学相对于外在世界是有限的，更由于它的外展性指向而缺乏对自身的反思能力。科学哲学就是对科学的一种反思。科学是人的科学，作为人对自然界图景的一种反映，绝对意义上的“真理”、“客观”等观念都是可疑的，人建立在科学上的对真理的步步逼近的进步过程也是可疑的。科学赋予人的对认识的自信也应是有限的。应该看到自然界始终对人来说都具有神秘性。
库恩哲学的转向分析其原因，不外两种：其一，内因可归纳为a、对科学史研究的注重，b、语言整体观的发展，c、对科学认识研究的进展，如格式塔心理学、观察渗透理论的提出等。其内部原因较为易见。
其二，外因则要联系西方哲学的潮流来分析。自二十世纪以来，英美分析学派明确宣称发生了语言的转向，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哲学或者在研究中多方倚重对语言的考察、辩析，或者把本体论问题和语言问题融为一体。语言问题成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点。在这种潮流下，对科学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在具体表述上出现了种种分歧，但其文化精神，即对语言与存在、语言与认识的关注却是一致的。
哲学论文 篇五
翻译哲学：哲学的分支学科
“翻译哲学”这一概念产生在20世纪后期翻译研究与哲学相互影响和促进的过程中，但哲学和翻译研究界对其却是各有不同释义，甚至还有不少反对的观点，指责其是一种庸俗的概念。本文在梳理中西哲学和翻译研究史中相关“翻译哲学”概念的论述基础上，通过比较和分析不同时期中西翻译哲学概念的内涵差异，指出翻译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我们应从哲学的角度定义翻译哲学。翻译哲学是论述翻译中出现的哲学问题，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上对翻译进行考察，追问翻译和翻译所涉的意义与语言的本质等问题。
[关键词]翻译哲学；哲学；哲学分支学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02-0061-05
喻锋平(1975—)，男，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江西南昌 330022)
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度项目“译学研究范式转换的辩证思考”(项目编号：YY1012)的阶段性成果。
在哲学和翻译研究相互影响和促进的过程中，“翻译哲学”概念也开始出现在哲学和翻译研究领域。尽管这一概念早已产生，但“翻译哲学”却始终没有像哲学中的“教育哲学”、“政治哲学”或翻译研究领域中的“翻译学”、“文化转向”等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反而曾一度被指责为是一种庸俗的概念，处在一种尴尬状态，即使偶尔出现在一些研究者的论述中，但着墨不多，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试图在梳理中西哲学和翻译研究史中相关“翻译哲学”概念的论述基础上，通过比较和分析不同时期中西翻译哲学概念的内涵差异，从哲学的角度对翻译哲学概念进行辨析，说明翻译哲学的性质和学科上的归属，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翻译研究中的哲学观和哲学中的翻译观。
一、 中西翻译哲学概念综述
二、
虽然中国古代先哲的一些观点和论述成为中国一些翻译家借鉴的理论来源，但并没有直接称作“翻译哲学”的说法。和哲学这一词出现在晚清相比，翻译哲学在中国文献中的出现时间更晚。国内最早的“翻译哲学”概念是由范守义在1985年提出[1]，但他并没有做出详细解释，而是综述五十年来译界对翻译标准、方法和风格问题的诸家见解，即“翻译哲学”实质上等同于“翻译理论”或“翻译观”。这种模糊的态度，不久又在许渊冲的论述中出现。1987年，他在讲座中直接指出，“其实，我所说的翻译哲学就是翻译理论。‘认识论’只是谈论我对翻译的认识；‘目的论’只是谈论翻译的目的；‘方法论’只是谈论翻译的方法”[2](P79)。
国内第一次对“翻译哲学”概念做出理论化的解释的是张泽乾先生。他说：“在结构上，翻译学包括翻译哲学、翻译理论、翻译史、翻译技术科学和翻译实践五个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组成部分；翻译哲学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论与认识论(物质观、运动观和时空观)以及现代系统科学的系统观与方法论，它们是翻译学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翻译理论是翻译科学的核心，在翻译哲学、翻译实践间起着承上启下的贯通作用。”[3]张今也认为：“研究一般翻译和文学翻译所遵循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翻译哲学。翻译哲学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4]P17两人不约而同地把翻译哲学定义为翻译活动中所遵循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将之与翻译理论区别开来。
十年后，黄忠廉受柯飞《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一文启发，认为“翻译哲学是系统化和理论化了的翻译观。……翻译观提供了怎样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翻译问题)的一般指导原则，这就是翻译的方法论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哲学是翻译观和翻译方法论统一于其中的一个理论体系。”[5]
哲学家讨论翻译问题相比翻译家借鉴哲学理论研究翻译的要少，直接论述“翻译哲学”这一概念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刘邦凡从哲学研究的角度批判黄忠廉先生的“翻译哲学”定义，认为“黄先生的提法尽管有很多开创性的可取成份，但我们认为较为笼统而粗糙，或多或少有模拟马列哲学对哲学定义的迹象。”在他看来，“翻译哲学不是简单的翻译加上哲学，翻译哲学有两个研究对象：一是翻译，二是翻译理论。”从哲学的角度来定义翻译哲学就是“关于翻译和翻译理论的精深分析及其总的一般看法”。“翻译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译者思维与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其根本任务是确立译者思维与文本、译者与原文之间的关系。”[6]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无论是翻译界的黄忠廉先生还是哲学研究的刘邦凡先生，在发表各自对“翻译哲学”的定义后，都没有再次对翻译哲学发表过新的更深的见解。直到六年后，哲学界的李河、单继刚，译界著名学者杨自俭才从各自研究的视阈对“翻译哲学”提出新的看法。杨自俭站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高度，进一步深化了以前翻译研究者对翻译哲学的定义，认为“翻译哲学是用哲学思想研究人类翻译活动本质属性的翻译学的最高理论层面，它从社会发展和精神家园建设这两个方面的需求思考翻译学的建设和走向问题。具体来说，翻译哲学就是关于翻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学问。”①
与翻译研究者赞成翻译哲学概念的看法不同，李河批评学术研究中的“庸俗态度”，批评“一些对哲学的‘创造性’与‘庸俗化’之区别缺乏恰当意识的人喜欢给随便什么话题加上哲学包装”，产生所谓的“吃饭的哲学、企业哲学”等近乎伪哲学的说法。因此，他“坚决拒绝使用所谓‘翻译哲学’或‘翻译学’这类花边式的标签，因为这种庸俗的命名方式会从一开始就遮蔽‘翻译’与‘哲学’的真正问题关联。”[7]同样是从事哲学研究的单继刚则认为，在翻译何以是个哲学的话题的追问中，李河教授的担心不无道理。但若从研究的方式、角度和层次来区分，“既然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对象无所不包，而对这些对象的研究又分为哲学和具体科学的方式、角度和层次，那我们就应该承认，既存在翻译哲学，也存在翻译学。前者是对翻译的哲学方式、角度和层次的研究，后者是对翻译的具体科学方式、角度和层次的研究。”考虑到“名”和“实”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生成的关系，既能一“名”多“实”，也可以一“实”多“名”，因此“我们可以用‘翻译哲学’这个‘名’来指‘从哲学角度对翻译话题进行的研究’这个‘实’。”“模仿康德对批判哲学的界定方式和伽达默尔对哲学解释学的界定方式，我们大概可以说，翻译哲学追问的是‘翻译何以可能’的问题，研究的是翻译的条件和限度。”[8]
与中国翻译研究领域相比，西方译界很难找到“翻译哲学”这样的说法。笔者以translation philosophy和the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为关键词在互联网
上通过谷歌搜索，直接关联的词条很少。而搜索国家图书馆以及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电子期刊，都找不到以translation philosophy为主题的文献。国外直接使用translation phi-losophy这一名称的是圣经研究组织网站上，圣经英语标准译本 (ESV)所遵循的翻译原则(translation philosophy)基本上是直译，它尽可能寻求得到原始文本的精确词义和每一圣经作者的个人风格，着重于“词与词”的对应，寻求原始文本的透明度，让读者尽可能地看到原始文本的结构和意义。而其他一些版本的圣经翻译则是采用“意译”(thought-for-thought)的翻译方法。此外，“translation philosophy”有时也直接出现在一些翻译公司或组织的网站上，但从其随后的内容上来看，与上述圣经翻译组织对该概念的理解基本相同，即“translation philosophy”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或所使用的翻译策略方法。显然这些出处的“translation philosophy”并不是我们理解的翻译哲学，而是指翻译原则或方法。
那这样看来，真如刘邦凡先生所说，“翻译哲学不是舶来品，而是一个地道的中国货”吗？这似乎与西方哲学庞大的体系和强大的影响力不相符合。若撇开这一名称本身，而从翻译和哲学的关系，即翻译研究中的哲学和哲学视阈中的翻译问题来考察西方哲学和翻译研究领域，那么相关论述就可谓是汗牛充栋了。很多西方大哲学家都谈论过翻译的问题，试举几例：
“翻译过程本质上包含了人类理解世界和社会交往的全部秘密。翻译是隐含的预期、从整体上预先把握意义以及如此被预先把握之物的明白确立这三者的不可分的确立。(伽达默尔)
哲学的原点是翻译或可译性论题。(德里达)
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是一种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
翻译的不确定性。(奎因)
与哲学家论翻译相比，西方翻译研究者论述哲学和翻译问题的系统研究和分析相对少很多。据朱湘军研究，到2003年止，国外仅有Translation and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A. Benjamin， 1989)，Meaning and Translation： Philosophy and Linguistics Approaches(F. Guenther，1978)等少数几本全面探讨哲学与翻译关系的专著，以及谈论某种哲学思潮对翻译的影响的散论，如G. StEiner论述The Hermeneutic Motion(After Babel，1975)，Gentzler对Deconstruction的解释等(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1993)。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相关论著还应包括论文集Translation： Literary， Linguistic，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1984)和Anthony Pym(2007)的重要论文Phi-losophy and Translation。Pym可以说是西方综合研究翻译和哲学关系的集大成者。虽然他没有提出翻译哲学的说法，但他全面考察了翻译和西方哲学相互影响的历史，指出哲学理论和翻译研究的相互关系分为三种：翻译作为哲学研究的例证、哲学作为翻译理论化的权威、哲学理论的翻译。但在目前翻译研究哲学途径中却存在胡乱挪用、滥用哲学话语的现象。有的翻译研究人员为增强理论的权威性，常不必要地罗列一些哲学家的名字和观点，而不管这些哲学家的真实意图。因此在哲学和翻译研究领域还需要进一步对话和沟通，翻译研究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译者的翻译实践和理论，采用自下而上的思考方式。[9]
二、比较与思考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中西在“翻译哲学”概念的探讨上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最为突出的就是“翻译哲学”概念确如刘邦凡所说，是个地道的中国学术用语。并且，国内哲学家和翻译研究者都试图对该概念定义，表现出与传统学术研究印象式评点不同的方式，有很强的理论意识。但在定义的方式上，哲人和译家又存在明显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国内翻译研究者对哲学概念的定义都无一例外是借鉴或模拟某一哲学观的定义方式，把“翻译哲学”定义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方式的定义显得空泛，内涵很少，就如我们说哲学是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样，既没错误也无法验证，也反映了翻译研究者在哲学思维方面的不足。另外，不少翻译研究者给出的定义都把“翻译理论”和“翻译哲学”混淆在一起，这好比把“理论”等同于“哲学”，其错误也是不言自明的。
哲学研究者则没有简单套用某种哲学的定义模式，而是从哲学的角度透视翻译问题，尝试对翻译哲学的研究对象、方式、角度、层次以及与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在定义翻译哲学概念时能认识到“名”与“实”可能是不一致的。
西方哲学和翻译界并没有翻译哲学的概念定义，但却有众多的哲学家谈论翻译话题。若从哲学和翻译的关系来比较，同样可以发现中西在研究内容和方式上的异同。
从哲学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这一向度上，中西都有大量的借鉴某个哲学理论说明翻译现象的案例，这也是哲学进入翻译视野最常见的一种途径，其源头都可追溯到古代的先贤。如西方的哲罗姆、贺拉斯，中国的老子的哲学思想都成为后期翻译研究中寻求权威支持的源流。近现代时期，中西翻译研究中借鉴最多的则是西方的语言哲学，如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理论、洪堡的语言世界观，以及解构主义、阐释学等等。有的则是专门论述某个哲学家的翻译思想，如刘介民《德里达翻译哲学的解构倾向》、仲伟合《翻译就是征服——尼采的翻译哲学》、李德超《翻译理论的哲学探索：奎因论翻译的不确定性》。还有研究者从哲学的层面追问翻译的问题，思考翻译研究的哲学途径。如上文提到的F. Guenther(1978)和 (1984)，以及Anthony Pym最近的论述On Empiricism and Bad Philosophy in Translation Studies(2009);国内潘文国《译学研究的哲学思考》;柯飞《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张柏然《当下翻译理论研究的两个向度》等等。
在翻译作为哲学研究案例这一向度上，中西研究者都一致注意到“翻译不在传统西方哲学话语中”。 Pym指出在古希腊罗马哲学话语中几乎找不到“翻译”的概念。欧洲从希腊文化中获取哲学思想，从希伯来文化中得到宗教理论，可以说欧洲文化完全是建立在翻译的基础上，但却竭力掩饰这种翻译的起源，有着深厚的种族中心主义意识。因此，翻译在哲学领域中的寂静现象应在翻译的外部寻求解释。原因之一是来自政治上的打压。哲学家并不是常常处于权力的上风，而在西方历史上新思想的创立和传播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大量哲学著作的翻译都是匿名的，许多译本都找不到原本。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由于古代西方的语言神学等级观。最上层的是神的语言如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希腊语等；中间的是启蒙的语言，主要指拉丁语；然后才是最底层的世俗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等。那时的翻译都是单向性的，把神圣的语言文本转换成世俗的劣等语言文本，启迪世俗的人。因此在人们眼里，不仅翻译是低劣的行为，译者同样也是低人一等，更不说要对翻译进行理论化的思考。[9]
朱湘军同样认为“翻译一直被放在哲学的视角之外”，有其内因和外因，即译者的卑微地位和外在的文化政治上的掠夺和征服思想，导致翻译中对原作的“一笔勾销”，甚至直接署名来占有。“这种翻译导致西方思想成了无本之木”(海德格尔)。只有当人们意识到世俗
语言的重要性，重新评价世俗语言时，翻译才真正成为人们严肃思考的对象。“翻译的真正兴起是在文艺复兴，从哲学的视角对翻译的评头论足也即从那时开始。” [10]
当前翻译研究中，众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第一种向度，即从哲学中寻求权威支持，服务于翻译研究，而思考翻译和翻译研究对哲学等领域的影响这一向度上的研究却不多。可以说，Pym对翻译和哲学关系的研究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的郝林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提醒研究者要“等量齐观的重视从翻译的方面探讨‘神学、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的‘前提、可能性和局限性等问题’”。翻译作为一个哲学问题，“对于20世纪西方声势浩大的形而上学大批判运动产生启示意义和推动作用”[11]。而这一向度的研究也同样给我们审视翻译哲学概念以启迪，翻译能成为一个哲学问题，翻译哲学应该从哲学的角度来定义。
三、概念辨析
以上论述已经很明确地指出，翻译 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这个意义上如要领悟“翻译哲学”概念的内涵，就应把它作为哲学来讨论。因此我们必须先要了解哲学的定义。现实情况是，尽管哲学历史悠久，但如要对哲学概念进行规定，“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尚未有终极的答案。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以哲学命名的著作，各种词典里也有不少解释哲学的条目出现，比如，Philosophia(哲学)按其希腊语本义而言，是指爱智慧、追求真理。汉语中，“哲”的基本含义是“明智、明理、明道”，彰显被遮蔽的智、理和道，哲与学两个词合在一起即是使被遮蔽的理和道以系统化、理论化的形式显明出来。这表明哲学是对本源意义上的真理、共性、道的追求活动，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考和探索。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哲学是对绝对的追求。”而对于康德来说，哲学是一种理性的活动，而不是一种静态的知识系统。“哲学只是一种可能科学的观念，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努力接近它。我们所说的不是哲学本身，而是如何进行哲学思考。”[12](P750)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毛泽东则认为这样是方法论，关于思想的思想，是全部思想的关键。
但这些都仅仅是哲学历史中某家某派对哲学的见解，不可能以一种哲学思想代替全部哲学，因为真正的哲学问题不仅没有终极的答案，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哲学就表现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人们面对共同的哲学问题而采取的不同的解答方式。因而这种多样的概念界定不影响我们在今后进一步提出各种新的答案，回答“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同理，我们也可以对“翻译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尝试给出自己的解释。
我们认为，“翻译哲学”同“ 教育哲学”、“ 政治哲学”、“ 艺术哲学”等一样，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论述翻译中出现的哲学问题，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上对翻译及翻译研究进行考察，追问翻译和翻译所涉及的意义与 语言的本质。
尽管这样表述翻译哲学的内涵依然不能也不可能是一种终极的回答，但至少我们可以解释清楚，翻译哲学在学科归属上，是属于哲学的领域，这不同于翻译研究中的从 经验 实践中 总结出来的翻译理论，也不同于哲学途径的翻译研究。翻译实践、翻译研究需要哲学指导，甚至翻译教学也需要哲学来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但这都不能叫做“翻译哲学”，因为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究其本质只是思考着操持某种哲学理论与评价翻译及其理论而已。
其次，翻译哲学的研究对象既是一切翻译活动本身，还包括从翻译实践的经验归纳得出的翻译理论。与翻译研究中的理论诉求不同，翻译哲学可以说是通过追问经验何以可能而进行的形而上的思考，是经验的经验，按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思想思想”，其所得即是“纯粹的思”。
最后，翻译哲学考察翻译及理论研究，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考察，是从翻译的角度对世界本真、终极真理的一种追问。通过在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层面认识界定翻译，我们进一步了解世界，了解主体的人自身，获得心灵的慰藉。追问本质，不断反思是哲学的特征，也是翻译哲学的特征。这也使翻译学和翻译哲学从本质上区分开来，正如政治学关注权力的转移，而政治哲学对权力何以能够出现并成立更加关心；艺术向人们展现美的魅力，却不曾说明这魅力的由来；而艺术哲学则追问美的本质和意义。虽然翻译学也需要以某一哲学或哲学观为其建构的理论基础，但作为具体科学的翻译学只是翻译哲学研究的基础，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 发展，而哲学为具体科学提供更深层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翻译哲学作为不算新的新概念，已经伴随着哲学和翻译研究两大学科的相互影响而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的注意，哲学对翻译的本体性的追问正在扩大着它在翻译领域的影响范围，毕竟思想和 文化是没有地理界限的。我们也希望国内对翻译哲学的探讨能“走向世界，使翻译哲学国际化”[6]。如确要给翻译哲学找个相对应的英文词语，我们建议用The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理由是翻译哲学属于哲学领域，用英文的介词of可以说明这种分类关系，不用Translation Philosophy是为了避免与 英语标准版圣经翻译者提倡的“翻译原则”(Translation Philosophy)相混淆，而不用Translational Phi-losophy则是要区分“翻译哲学”和“翻译的哲学”，后者给人以只局限于谈论翻译或翻译的方法的嫌疑。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上面就是给大家整理的5篇哲学科学论文，希望可以加深您对于写作哲学科学论文的相关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