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明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假设文章与政治或社会秩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中古时期有关这一假设命题的阐述，远远超出了儒家核心原则“正名”本身，即言辞之得体确保了社会和道德规范之得体。对这重关系的一种天真说法便是简单的反映论——文章“反映”了政治和社会秩序。这样一个理论命题容许在具体的反映对象以及反映模式上面存在种种巨大的理论差异，它远非中国所独有，且至今仍然活跃在我们中间。还有一种说法，虽然也并非为中国所独有，不过它在中国传统中却有特殊的分量：这样的命题便是好文章能够或者应当改变政治和社会秩序。著名的现代小说作家鲁迅为拯救中国而弃医从文，原因就在于此。
以韩愈为首的文学集团所倡导的“复古”文学价值所显示出来的紧迫感，便是基于这一假设。白居易及其盟友所倡导的新乐府，虽然方式不同，也有赖于同一假设。对道德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的明确表现，会唤起并强化读者内在的道德感，移风易俗，教化人心。
在任何文字表现系统的内部，一种立场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其他立场，而作者表现某一立场时的紧迫感，会将这个立场与其特殊的对立面缠结在一起。在韩愈和白居易集团的作品中对文章的道德功用的确认，是和一个更为重要的反例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命题，即“好”作家（究竟是指德性上的“好”，还是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好”，这里有一点含混）必然会为社会所忽视，甚至主动地抛弃。
在比较温和的说法里，正如在白居易的《读张籍古乐府》中那样，好作家只是不为世人赏识而终老于孤芳自赏，而在极端的说法中，如孟郊反复告诉我们的那样，“好”作品只会招来他人的敌视，最终毁了作家：“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
“穷”，在穷困之外，还有穷途末路、孤立无援之意。在孟郊一首更偏激的诗《懊恼》中，一个原本用来表示在阅读时思考回味的常见词“咀嚼”，与文人间相互倾轧的“吃人”行径别扭地联结在了一起：好诗更相嫉，剑戟生牙关。前贤死已久，犹在咀嚼间。
二百年的文坛盟主，在社会和政治上都有地位的作家欧阳修，断言好的作品是“穷而后工”。这一主张显然是对孟郊“诗能穷人”的回驳。这与其说是文章与社会间有必然联系这一命题的破裂，倒还不如说是这个命题的颠倒或扭曲。好人非但没有通过他的文章在道德上感化社会，反而遭受社会弃逐，而是非颠倒的社会现实也反映在他个人的困苦上。当“正声”出现在礼崩乐坏之世时，它非但无法恢复和谐，反而变成了噪音，而被逼噤声。在一封写给李益的信中，韩愈在探讨古文创作理论时也表述了同样的精神：倘若他的写作能取悦他人，那就一定是他的写作本身有瑕疵。
这向我们揭示了中唐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嬗变轨迹之一：意识到个人身份，特别是“真”的身份，必须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性。而且，这样的特性常常表现为否定性的，也即排拒他人或为他人所排拒。这里也许有一份高傲，乃至于妄自尊大，但我们常能听到“他人”的声音在讥笑、嘲讽、怀疑，甚或发出兽类的咆哮。特性不仅是中唐作品津津乐道的主题，它还以中唐作家刻意求异的风格出现。特异的风格可能会招致他人的惊讶、鄙夷和排拒，但也可能赢得赞赏。特性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个性化，它预设了平庸的、常规的以及常常在道德上是可疑的“他者”的存在。道德和文学上的优越，现在不是表现为在社会所认可的规范内的完美，而是表现为远离那些规范。
特性是与对所有权和占有物新发生的兴趣紧密相连的，所有权和占有物就像个体身份一样，其概念的存在取决于对他人的排拒。虽说特性主要牵涉到一个人，然而这个概念也同样适用于群体的层面，如当一群卓异之人组成一个摒弃“凡俗”的小集团时，或当一个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社群排拒异端邪说时，甚或当中国作为一个概念的存在取决于对外来因素的排拒时。无论是在个人还是在群体的层面上，具有特性的个体总试图划出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空间；它占有对象，并从事在它看来是“正当”的活动。然而要达成这一点，这一空间外部必须得有“他人”的存在，他们想要闯入该空间，破坏其活动。
（摘编自宇文所安《特性与独占》）
材料二：
已有很多文章讨论过杜甫诗歌的历史意义，讨论他如何在战争和灾难的背景下写作，充当王朝命运的见证，从历史的角度阅读杜甫，为的是论证一种诗歌观，即诗歌能够承载意义，诗歌的意义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往往与道德判断联系在一起，然而，杜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一种对诗歌意义的破碎信念，这种信念削弱了简单的道德说教。一方面，杜甫明确认为诗歌创作具有道德、政治、历史意义，他在诗歌中提出自身和周围情势的论点。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对自己诗歌行为和姿态的无效性表示担忧，痛苦地怀疑自己所做的是否真的有意义，怀疑诗歌能否有所拯救。
诗歌成功的希望及其屡屡失败的阴影，在激励杜甫诗歌写作不断前行的同时，也困扰着他。所谓“诗歌的成功”，借自诗人、批评家艾伦·格罗斯曼（Allen Grossman），他说：“诗歌的功能是在意思自治的限度内让每一个人获得一种成功。”这里，格罗斯曼想说的是，诗歌为改变不了的现实提供了补救，在他看来，这个现实就是我们的必死境况。这样一来，诗歌就成了言说欲望、表达意愿的方法，宇文所安在谈到杜诗的祈愿性时就指出了他的这个特点，还注意到了杜甫希望事情有别于现状的那些时刻。确实，早在杜甫以前的诗歌中，从汉末最早的古诗作品开始，我们就已看到过这种祈愿姿态，但在杜甫身上，渴切希望的声音在他承认希望之不可能时感受得更为强烈，实际上，他的这种态度超越了单纯的文学惯例，成了他作品中反复出现、不可或缺的主题。
（摘编自陈威《重建家园：杜甫和诗歌的成功》）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反映”了政治和社会秩序，好文章能够或者应当改变政治和社会秩序，这些说法在中国乃至其他国家都存在。
B.特性包含中唐作家刻意求异的风格，这种风格会招致他人的惊讶、鄙夷和排拒，但也能赢得赞赏。
C.杜甫明确认为诗歌创作具有道德、政治、历史意义，但他又不断对自己诗歌行为和姿态的无效性表示担忧。
D.祈愿姿态存在于汉末最早的古诗作品，但在杜甫诗中更为强烈，并超越了单纯的文学惯例，成了他诗中反复出现、不可或缺的主题。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以韩愈为首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及其盟友倡导的新乐府，都基于同一假设，呈现以同一方法，并移风易俗，教化人心。
B.孟郊用“咀嚼”一词描写了文人间的互相倾轧，这与鲁迅《狂人日记》中“吃人”的描写形成呼应。
C.欧阳修对孟郊“诗能穷人”的观点持批驳态度，他认为好的作品是“穷而后工”。超然客公众号
D.根据评论家艾伦·格罗斯曼的观点，杜甫诗歌的成功正因为他的诗歌中随处可见对诗歌意义的破碎信念。
3.结合材料内容，下列选项中不能支持欧阳修“穷而后工”观点的一项是（ ）
A.李白：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B.赵翼：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C.司马迁：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D.孟子：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4.根据材料一中的相关内容，阐述你对“特性”的理解。
5.唐代诗人往往有较强社会担当意识，请结合材料，以唐代某一位诗人为例谈谈他持这种创作理念的原因。
答
1. B .“这种风格会招致他人的惊讶、鄙夷和排拒，但也能赢得赞赏”表达过于绝对，原文是“特异的风格可能会招致他人的惊讶、鄙夷和排拒，但也可能赢得赞赏”。
2. C A.“呈现以同一方法”错，古文运动和新乐府并非呈现以同一方法。B.这与鲁迅《狂人日记》中“吃人”的描写形成呼应，属于无中生有，原文是说“一个原本用来表示在阅读时思考回味的常见词‘咀嚼’，与文人间相互倾轧的‘吃人’行径别扭地联结在了一起”。D.“杜甫诗歌的成功正因为他的诗歌中随处可见对诗歌意义的破碎信念”表述不全面，杜甫诗歌的成功有历史意义，是王朝命运的见证，明确认为诗歌具有道德、政治、历史意义，又充满对诗歌意义的破碎信念。
3. D 欧阳修“穷而后工”的观点是诗人愈是困窘，作品（文字、诗）愈是高明，孟子指的是人经历困境才能成大事，并非指作品。
4. （1）特性是与对所有权和占有物新发生的兴趣紧密相连的，常表现为否定性，其概念的存在取决于对他人的排拒或为他人所排拒。（或表述为：特性预设了平庸的、常规的以及常常在道德上是可疑的“他者”的存在，并远离那些被社会认可的“规范”。）（2）在个人或群体层面上，具有特性的个体试图划出一个专属空间，以占有对象，并从事在它看来是“正当”的活动。
5. 以杜甫为例，①他在战争和灾难的背景下写作，充当王朝命运的见证。②诗人认为诗歌创作能承载意义，有道德、政治、历史等层面。③诗人常常担忧创作的无效性，怀疑创作是否有意义、有所拯救，以此激励他的创作。（超然客公众号 或表述为：诗人的创作为改变不了的现实提供补救，成为言说欲望、表达意愿的方法，在祈愿中实现有别于现状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