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又称楹联或对子，是写在纸、布上或刻在竹子、木头、柱子上的对偶语句。今天学习啦小编就来告诉你对联的起源简介，欢迎阅读。
对联的起源简介
五代时，西蜀的宫廷里，有人在桃符上提写联语。据《宋史·蜀世家》说：后蜀主孟昶令学士章逊题桃木板，“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便是我国的第一副春联。直到宋代，春联仍称“桃符”。王安石的诗中就有“千门万户幢幢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之句。宋代，桃符由桃木板改为纸张，叫“春贴纸”。
明代，桃符才改称“春联”。明代陈云瞻《簪云楼杂话》中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口须加春联一幅帝微行时出现。”
春节贴春联的民俗起于宋代并在明代开始盛行。据史书记载，明太祖朱元璋酷爱对联，不仅自己挥毫书写，还常常鼓励臣下书写。有一年除夕，他传旨：“公卿士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初一日太祖微服出巡，看见交相辉映的春联感到十分高兴。当他行至一户人家，见门上没有春联，便问何故。原来主人是个杀猪的，正愁找不到人写春联。朱元璋当即挥笔写下了“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的春联送给了这户人家。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朱元璋对春联的大力提倡，也正是因为他的大力提倡，推动了春联的普遍盛行。
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一一论述。春联在当时已成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
对联的由来
南朝《荆梦岁时记》记载，每逢岁时，人们便挂桃符来驱鬼避邪、迎喜接福。这是对联的萌芽。
五代时，桃符上的神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联语。《茅亭客话》记载：蜀后主孟昶曾写了一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对子，是我国最早的对联。
宋代受诗词的影响，对联在对仗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大诗人陆游就曾为自己的书房题联：“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话流年”。
明代对联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簪去楼杂记》记载：朱元璋建都京城之后，曾下令“凡公卿士庶门第，须加春联一副”，他本人也带头写了一副对联送与徐达----“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
清代是对联的繁荣期，不论在内容的开拓还是在艺术的成熟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如吴敬梓作的提示人生哲理的：“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冯玉祥将军送给理发铺的：“倭寇不除，有何颜面对镜?国仇未报，负此头颅为人!”中国青年反对帝国主义“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刁难的“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犯边”等等，不再赘述。宋代诗人王安石在《元日》中写道：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暧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新桃”和“旧符”是什么意思?用现代话说就是春联。春联是对联的一种，我国的春联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春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五代十国时开始，明清两代尤为兴盛，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每逢过年，有在大门的左右悬挂桃符的习俗。桃符就是用桃木做的两块大板，上面分别书写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tú)”和“郁垒”的名字，用以驱鬼压邪。这种习俗延续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人们才开始把联语题在桃木板上代替了降鬼大神的名字。据历史记载，后蜀之主孟昶(chǎng)在公元 964年除夕题于卧室门上的对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宋代以后，民间新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了，所以王安石的《元日》诗中写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当时春联盛况的真实写照。由于春联的出现和桃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
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提倡对联。他在金陵(现在的南京)定都以后，命令大臣、官员和一般老百姓家除夕前都必须书写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他亲自穿便装出巡，挨门挨户观赏取乐。当时的文人也把题联作对当成文雅的乐事，写春联便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
入清以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对联犹如盛唐的律诗一样兴盛，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
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发展，对联传入越南、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国。这些国家至今还保留着贴对联的风俗。
对联的历史起源
对联形式短小，文辞精炼，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诗，是一种优秀的文化遗产，是一种高度概括和集中的文艺形式，它讲究对仗工整，遣词典雅，寓意深刻，规格严谨。
对称及平衡，是先民美学观点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在生产工具(打制石器)时便已显示;在文字创造方面，同样显示着这一审美观。从已发现的公元前四千年的半坡遗址出土垢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来观察，这些符号也经常成左右对称。八卦是我国最早的极为规则的、非常讲究对称的刻画符号。卦象的外形到内涵(从形到质)都体现着“对称”的审美观。在语言文字的表达上，这种审美观便表现为对偶句。《文心雕龙》有言：“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对偶这一修辞手段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并运用的修辞手段，它和象声是孪生兄弟。
对偶不只是简单的字面、词义相配成偶，还要求分量相当，不能畸轻畸重。其例，不胜枚举：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风雅逸篇》);
“清庙穆兮承余宗，百僚肃兮于寝堂”(《神人畅操》);
“宁为鸡口，勿为牛后”(《古今谚》);
“争鱼者濡，逐兽者趋”(《列子》);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
属于诗者则有：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汝无家，何以速我狱?”(《诗经》);
“名余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楚辞》);
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文字甚至口头语，都很自然在运用了对偶句。但在形式上尚无有意雕琢，刘勰说：“唐虞之世，辞未及文”。此后形成骈体赋。进入南北朝后期，对偶句的运用便已经精雕细琢了。
与刘勰同时的沈约提出“四声八病”的主张之后，诗歌创作渐趋严谨的格律化，诗歌有了格律要求并越趋严密精细。在诗中，律诗的对偶句用上了“对仗”一词。
在格律诗形成的同时，词已萌芽、发展，自然而然地引进了格律，又向着长短句发展。到北宋，词的创作格律已经十分精熟，只是仍较短小。到柳永和苏轼手中，词牌陡增，题材面大扩展，表现方式大为丰富多样。词到盛时，曲已兴起，造语选词，较贴近民众。诗词曲都给对联以极大的影响。随后的杂言又大量用入对联，除竭力讲究典雅这外，成为主流的，则是以浅近的文言文或以口语入联，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地步，得于在民间扎根，在深入民间的同时，又从俗语、俚语、谚语、谜语等处汲取营养。
假如说对偶句是对联的原质，那么它是在诗歌、骈赋中孕育而成的，是不断经吮吸诗、词、曲、赋的乳汁而成长。特别是深入民间后，融合谜、谚、俚、俗语等，成为一种上至宗庙、朝庭、下达至卑、至秽处所都能使用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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