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是选拔培养高素质社会主义法律职业人才的基础性制度，对于加强法制工作队伍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现就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提出如下意见。t7t8美文号的小编精心为您带来了6篇《《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完整版》，希望朋友们参阅后能够文思泉涌。
关于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的意见的体会 篇一
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是新形势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课题，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建章立制的重要内容。
一、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的重要性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中央对改进作风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为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供了制度保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根本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当前，一些党员干部联系群众“不直接”，以致脱离群众现象仍然较为突出。一些党员干部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意识越来越淡漠，不愿直接联系群众；同人民群众交流越来越少，不想直接联系群众；受文山会海等机关弊病所困，没有时间直接联系群众；习惯于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看材料、写文件，不会直接联系群众等，严重损害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形象和党群干群关系。提高“三农”工作本领，党员干部必须做到直接联系群众。农业部门干部必须熟悉农业、熟悉农情，懂得农村、懂得农民，只有走出机关大院，深入基层一线，在直接联系和服务农民群众的实践中，才能真正增进与农民群众的感情，增强服务农民群众的能力，提升做好“三农”工作的本领，先下地头再回案头，做出决策才更有准头，履职尽责才更有底气。
二、建立健全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农业部党组通过建立健全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群众观点，弘扬优良传统，改进工作作风，提高服务农民群众工作能力，树立了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为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好势头提供了重要保障。一是建立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制度。，开展北大荒精神、南沙精神、祁阳站精神等“三种精神”学习教育实践活动。，组织开展农业部核心价值观大讨论。，开展“践行群众路线大讨论”和“辛勤耕耘为小康”征文演讲系列活动。二是建立机关干部基层实践锻炼制度。坚持开展“百乡万户调查”、青年干部“接地气、察民情”实践锻炼活动，建立领导干部基层联系点，选派干部基层蹲点挂职，构建了多渠道分层次全覆盖的干部基层锻炼新格局。三是建立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制度。率先在中央国家机关开展行政审批综合办公，一个窗口对外，在门户网站上公开行政审批事项、推进网上审批，实行行政许可电子监察、网上投诉和信息公开。坚持部司领导接待群众来访制度，组织领导干部到部信访窗口轮流接访，有效维护了群众利益。四是建立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制度。坚持为基层和农民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每年为农民群众办实事都在30件左右。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着力解决了一批群众呼声强烈、长期没能有效解决的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变化，得到了实惠。五是建立干部作风考核制度。从起，率先在中央国家机关推行绩效管理，把中央决策部署和部党组中心任务作为绩效管理的主要内容和目标导向，突出对领导班子建设和机关作风考评。开展整治“庸懒散木推”专项行动，强化正风肃纪，促进了机关作风转变。
在直接联系和服务农民群众的实践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深刻启示我们：必须强化为民服务意识，必须准确把握群众需求，必须创新联系群众方式，必须提高服务群众能力，必须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三、进一步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的思考
一要强化群众路线教育，推进群众路线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提高党员干部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的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激发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内生动力。二要改进调查研究，深化领导干部基层联系点工作，领导干部每年结合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热点难点和分管工作，深入基层一线调研，重点开展蹲点调研和案例研究，面对面听取群众呼声，下功夫了解真实情况。三要推动干部深入基层实践锻炼，继续开展“百乡万户调查”、青年干部“接地气、察民情”实践锻炼活动，进一步简化组织方式，提高活动实效；选派干部到西部地区、定点扶贫地区、现代农业示范区等挂职锻炼。四要加强民意收集与反馈，坚持领导干部到部信访窗口轮流接访制度；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通过座谈会、听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开展经常性的谈心活动，定期听取部系统党员干部职工意见，健全落实意见建议办理反馈机制；深入开展“为农民服务”活动。五要开展党员干部志愿服务，建立健全志愿服务制度，充分发挥工青妇组织作用，推进学雷锋活动常态化，积极创建服务型党组织。六要建立监督落实和评价激励机制，建立党员干部联系群众情况报告检查制度，把直接联系群众情况纳入干部述职述廉、单位绩效考核，作为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
完善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法律思考 篇二
完善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法律思考
内容摘要：不动产登记制度是物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不动产登记存在着诸如立法不完善、房地分离登记、城乡管理不统一等许多问题。目前，我国物权立法已经提上了日程，因此，有必要就不动产登记制度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从立法体系、登记机关、登记规则等方面提出改进意见，以期促进我国不动产物权立法的完善。关键词：不动产，物权，不动产登记制度
不动产登记指经权利人申请国家专职部门将有关申请人的不动产物权之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活动。它能使不动产物权变动得以确认并为交易安全提供法律保障，是房地产管理的重要手段和现代房地产制度的基础。然而，我国至今尚未制定不动产登记法；已制定的法律法规中虽有不少关于不动产登记的规范，但这些规范零散，并且相互冲突，不合法理的规定颇多。在物权立法提上议事日程之际，笔者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物权立法的角度对完善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作一初步探讨。
一、比较研究目前，世界各国所采用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契约登记制度、产权登记制度、托伦斯登记制度。[1]
（一）契约登记制度。由于这种登记体制是由《法国民法典》创立，故亦称法国法主义登记制度，其主要特色在于：第一，登记是物权变动对抗第三人之要件；第二，采取形式审查主义，只要当事人提出申请即可登记；第三，登记无公信力，即登记事项不成立或无效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四，登记簿以权利人为标准而编成，采用人之编成主义（Prinzip desporsonen foliuncs）；第五，权利以动态登记为主，不仅登记物权现状，而且还登记物权的变动。
（二）产权登记制度。这种体制为《德国民法典》所建立，并在德国《土地登记条例》、《地上权条例》以及《住宅所有权法》中有明确规定。其特点是：（1）登记是土地物权变动的效力发生要件，土地物权之取得或变更须经官方正式登记才具有法律效力；（2）实质审查主义，登记机关对登记申请及权利变更要进行详细的合法性审查；（3）登记有公信力，即一经登记就具有法律效力；（4）权利以静态登记为主，登记簿不记入物权的变动情况，只记入物权的现有状态；（5）采用物之编成主义（Prin-zip des Reaifoliums），登记簿按地号顺序进行排列。
（三）托伦斯登记制度（Torenssyhem）。这种制度1955年创始于澳大利亚，现被美国多数州和英联邦国家所采用，是对产权登记制度的改良。其一，采用实质审查主义，并采用公告程序；其二，初次登记自由，其后登记则进入强制状态，即任何不动产经申请第一次登记后，其不动产物权转移和变更，不经登记无效；其三，登记具有公信力，如果真权利人因不实登记而受损害时，国家负赔偿责任；其四，人之编成主义，不考虑地号，按登记次序编排登记簿，并附土地及建筑物位置图。
通过三种登记制度之比较，可以发现，首先，各国不动产登记制度都是以本国的民事基本法律为基础，并辅之以单行的不动产登记法，不仅设计合理、体系完整，而且保留着本国的立法传统，体现出民族特色。其次，各国不动产登记往往实行房地合一的登记体制。虽然各国不动产登记对象是以土地为主，但西方国家的不动产登记法理认为建筑物与其附着的土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因此，这些国家的不动产登记，基本上名为土地登记，实际是土地及地上附着建筑物的一并登记。再次，各国不动产登记实行城乡统一管理。在许多国家，所有的土地无论在繁华的闹市，还是人烟稀少的西部，一般都按统一的标准由不动产产权管理机构办理登记，以获得完整的地籍资料，方便土地的`宏观管理。在我国，由于不动产登记立法不健全，不动产登记制度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全面考查各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不动产登记的实际情况和特点，促进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日趋完善。
二、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我国现行有关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立法主要有《土地管理法》（198月修订）、国家土地局发布的《土地登记规则》（1989年11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颁布）和建设部发布的《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暂行办法》（1990年12月）。其中土地登记的内容包括：土地的性质（主要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使用权及他项权利）、土地权利来源、权利主体、权属界址、土地面积、用途、使用的限制以及土地等级和价格；房屋登记的内容有所有权人、所有权性质、地号、房屋状况、契税交纳情况、使用土地面积及土地登记证号和他项权利。虽然我国不动产登记事业已经步入有法可依的历史阶段，较改革开放以前有了长足地进步，但不可否认，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有待解决。
第一，不动产登记立法不完善。如上所述，我国不动产登记立法主要集中在土地和房地产管理法律、法规之中，此外《民法通则》、《担保法》、《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等也有所涉及。由于各部法律之间衔接不紧密，加之各个职能部门在立法过程中强调本部利益，这就造成了各部法律之间在不动产登记问题上的规定相互交叉、冲突，从而使我国不动产登记承现出房产和地产的不统一、登记机关的不统一、登记程序的不统一、登记效力的不统一、登记权属证书的不统一的状况。在我国法律规定的应登记的不动产权利方面，不动产实体权利的登记范围仅包括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和不动产抵押权。而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土地租赁权、承包经营权、地上权、采矿权等诸多不动产实体权利却没有被列入登记范围，影响了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对我国不动产利用的宏观管理。除了不动产实体权利登记以外，在现实生活中，同一不动产之上可能同时存在着数个物权，因此，有必要建立不动产物权顺位登记，即不动产程序权利登记制度，以保障正常的不动产物权秩序。而在这一方面，我国不动产登记立法处于空白状态。这显然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不动产权利保护的基本要求。
第二，我国不动产登记存在房地分立登记的问题。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约有六个部门可以进行不动产登记，如土地登记在土地管理部门，房屋产权登记在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林地权登记在森林管理部门等，并且各个部门登记的内容、程序等也有较大差别。众所周知，不动产登记的根本目的在于确认不动产物权或完成物权变动，进行物权公示，提供统一的不动产物权的法律基础，而不仅是对土地、房屋、森林等不动产的行政管理。[3]分别登记恰恰违背了法律设立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初衷，一方面造成不动产物权法律基础的不统一，引起法律法规之间的相互冲突；另一方面，造成了各个登记机关之间职责不清，机构膨胀，部门利益相互冲突，其结果不仅增加了不动产登记人的不合理负担，也破坏了地籍资料的完整性和管理的统一性。
第三，不动产登记城乡管理不统一。我国广大农村的房产登记工作主要由村镇管理部门负责。由于村镇管理部门缺少从事此项工作的专业人员，对登记后形成的房屋产籍管理混乱。目前，在国家取消了对农民房产登记的收费项目之后，村镇房产登记工作在大部分地区已经趋于停顿。[4]但实际上，广大
农村中与房地产有关的经济活动日益活跃，房产的买卖、转让、抵押等交易活动也日趋频繁。农民对他们取得的房地产权利，同样迫切地希望得到政府的保护。另外，由于城乡管理不统一，使得一些城市开发区、郊区违反《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为在城市边缘地区的耕地上建房者发放房屋所有权证书，以逃避土地管理。
三、完善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法律对策一种较为完善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必须符合明确产权、简化手续、节省费用和明确登记的公信力的原则。[5]从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现状来看，其与完善的登记制度、保障房地产交易安全的要求尚有一定差距，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进一步解决和完善。
（一）吸收、借鉴国外不动产登记立法的先进经验，推动我国不动产登记立法发展西方各种类型不动产登记制度都是以本国的民事基本法律为基础，并辅之以单行的不动产登记法。可见，西方各国将不动产登记定性为私法行为，其意义在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及公信，保护交易安全。目前，我国物权立法工作已经提上日程，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不动产登记的实际情况，在将来出台的《物权法》中明确规定不动产登记的各项制度，不仅是合理保护土地资源、发展房地产经济的要求，也是顺应世界不动产登记立法发展潮流，完善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必然选择。在《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登记基本原则、内容的基础上，国务院也可以适时地出台《不动产登记条例》等有关法规，细化物权立法中关于不动产登记的原则性规定，使我国不动产登记真正作到有法可依，更具有实际操作性。
（二）依据产权登记制度，并吸收托伦斯登记制度之优点，完善我国不动产登记体制物权制度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固有性，不动产登记制度也不例外。我国目前不动产登记制度具有明显的行政管理倾向，其制度基础在于国家干预主义，这与产权登记制度，即德国不动产登记立法模式极其相似。此外，我国不动产登记与产权登记制度在登记规则，如登记生效主义、物之编成主义、登记之公信力等方面，也基本一致。首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0条、第61条规定，房地产权利变动应当登记。《土地登记规则》第25条规定：“不经变更登记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他项权利的转移，属于非法转让，不具有法律效力。”显然，我国不动产权利的产生、变更都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其次，《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房屋登记的内容包括有地号、使用土地面积及土地登记证号，登记簿按地号顺序排列。这亦是物之编成主义典型作法。再次，我国不动产登记同样具有公信力，不动产物权一经登记即具有法律效力。由此可见，在保持我国现行不动产登记制度民族性、固有性基础上，完善不动产登记体制，参照产权登记制度进行，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择。当然，产权登记制度也并非完美。在完善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借鉴托伦斯登记制度之优点，如错误登记赔偿和强行登记制度等，以弥补产权登记制度之不足。
（三）统一登记机关、消除城乡分别，实现不动产登记规范化有学者认为，我国不动产登记程序、效力等不统一的根源在于部门利益之争，解决的根本途径是统一不动产登记机关。[6]综观世界各国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尚无将土地与房产分为两套系统进行登记的先例。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如广州、深圳、上海、汕头、厦门等，已经意识到房地分立设置的缺陷，尝试将两部门合而为一，从而实现房地合一登记。这些大胆地探索不仅代表着设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机关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为我国将来统一登记机关的改革提供宝贵经验。我国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而不动产产权管理的城乡统一无疑是全面保护土地资源，加强土地宏观调节的有效途径。这样不仅使不动产登记机构有了完整的地籍资料，也不会再存在城乡接壤处由谁管理之虞。
（四）扩大应登记不动产权利之范围，完善各项登记制度笔者认为，应当将承包经营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地上权、采矿权、地段权和房地产租赁权纳入不动产登记范畴，扩大应登记的不动产权利范围。就不动产登记的具体制度而言，首先，我国房地产交易中的二重买卖（即不动产所有人在签订买卖合同所有权移转登记前，又与他人订立买卖合同并进行了所有权登记）现象比较普遍，而我国立法对不动产物权变动采用的是登记生效主义，对不动产物权，特别是房屋所有权的确认原则以登记为准，未经登记则不动产所有权不转移。因此，第一个买卖合同的买方只能要求卖方承担违约责任，这对他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如果不动产登记立法中设立预告登记制度，即赋予债权以排他的物权效力，从而保障债权的实现，则可以有效地防范二重买卖情况出现，维护交易安全。其次，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尚无完善的善意取得制度，有关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法规也未明确登记公信力的绝对效力，使得第三人对登记的信赖得不到法律保障。因此，有必要设立不动产交易的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的要件应包括：（1）取得必须有偿；（2）除登记错误外，民事法律行为本身合法有效；（3）第三人善意且无过失。再次，在不动产登记立法中构建善意取得制度时，我们还应当设立错误赔偿制度，将其作为对善意取得制度的补充，以加强不动产登记机关的责任，维护不动产交易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交易公平、合理。
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不但造成了不动产管理的混乱，也妨碍了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在我国物权立法提上日程之际，理所当然应当在未来《物权法》中完善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使我国不动产管理真正作到制度健全，有法可依。
注释：
[1] 参见赵红梅著：《房地产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252页。
[2][3] 赵鹏越：《借鉴国际经验改革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载于《改革与战略》第1期。
[4] 金绍达：《澳大利亚的产权登记制度对我们的启示》，载于《中国房地产》1995年第10期。
[5] 黄健雄：《试论我国房地产登记法律制度的完善》，载于《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6] 王洪亮：《不动产物权登记立法研究》，载于《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
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钟强法律论文网 篇三
钟强 陈剑
【论文提要】审判委员会制度再度成为司法改革的焦点。许多人将怀疑的目光聚集在审判委员会制度上，对审判委员会的实际功能和存在意义表示出忧虑，一些证据确凿的分析将审判委员会制度推上了司法改革的最前列。诚然对审判委 t7t8美文号…员会制度做一深刻的剖析和检讨不无意义。审判委员会到底怎么了？它在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在确立“公正与效率”为人民法院的生命线的今天，审判委员会应当如何适应司法改革的发展，如何适应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需要？这些正是本文力图回答的问题。
【关键词】司法改革 审委会 审判组织 行政化 法律监督 独立公正 专职委员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新中国几十年来审判活动的总结和审判经验的结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及特殊的政治体制的产物，具有中国司法制度“缩影”之称。①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法学界在研究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的同时，对审判委员会的改革甚至存废问题曾展开过讨论。法律学者几乎普遍地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是导致我国法院在审判案件过程中出现“审、判分离”、“先定后审”直至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关键原因之一。②但是直接正面提出废除这一制度的人并不多，大多数学者主张改革这一制度，对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加以限制，明确和扩大合议庭在审判中的权限范围，保证合议庭对除重大、疑难或复杂案件以外的一般案件，既有审理权，也有最终判决权。这一建议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了采纳。此后，有关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讨论趋于平静。
最近时间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与废再次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关注的焦点，而司法实践部门则把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司法改革思路，完善、改进审判委员会制度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司法改革的长远目标来看，取消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决定权，直至取消审判委员会或许利大于弊。但就目前而言，因为审判委员会是我国法律明文规定的对案件具有决定权的一级审判组织，要马上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还不现实。
因而作为司法实务工作者，需要做的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对既存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进行探讨，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起源、性质和实际运作的特点做出分析，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制度的局限性和缺陷做出重新剖析和评价，并提出改革这一制度的一些设想，以期这一制度能扬长补短、趋利避害。笔者希望本文能引
起读者对中国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及其缺陷的重视，并希望能一起关注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问题。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创建、性质及职权
审判委员会制度起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制度。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后，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司法机构，审判机关在地方采取“合一制”， 各省、县、区设立裁判部，由各级裁判部兼理司法行政工作，并设立裁判委员会。后来裁判委员会逐步演变成为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的审判委员会，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雏形。在20世纪40年代，因学习前苏联司法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进一步加速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形成。1948年1月1日东北解放区颁布的《东北解放区人民法庭条例》规定，村、区人民法庭组织审判委员会，由农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若干人、上级政府委派一人组成，有权判决有罪或者宣布无罪。该条例首次正式在立法上使用“审判委员会”的名称。虽然当时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与现行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名称、议事规则、目的和任务方面相同或类似，但当时的审判委员会并不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而是集行政、司法于一体，掌管司法决定权的政府机构。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司法主管机关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法院组织草案，其中也提到了建立审判委员会。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级人民法院设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长及审判员组成。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刑事、民事的重要或者疑难案件，并为政策上和审判业务上的指导。审判委员会在建国初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镇压反革命及“三反”、“五反”运动中，因当时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健全，加之司法工作人员中绝大数是从工农干部和复员军人中抽调的，在此情况下，由审判委员会把关确实有利于保障案件审判质量。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新中国的司法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确立了审判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等基本原则，并在各级人民法院内设审判委员会，其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审判委员会的职权。 1955年3月召开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制定了一些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都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至此审判委员会作为一种法定制度确立起来。1983年9月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仍然肯定了这一制度。①
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创建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审判委员会是由历史和政治两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于审判委员会的性质，理论界意见不一致，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审判委员会是审判组织。②（2）审判委员会既是审判组织，又是法院内部集体领导组织。③（3）审判委员会仅是法院内部行政领导机构。
笔者认为，判定审判委员会的性质，既要看它是否具有审判组织的外在形式，更要看其实际上是否承担着审判的职能。根据诉讼法对审判委员会的规定，其职权、功能主要有三：第一，法院院长任审判长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决定；第二，重大、疑难案件，院长认为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第三，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发现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也规定，审判委员会有权讨论重大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由此可见审判委员会虽不直接主持或参加法庭审判，却实际承担着审判职能，成为一种审判组织。这样，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实际上就有三种：独任审判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我国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审判委员会与独任审判庭、合议庭不同的是，审判委员会一般不亲自参加法庭审判活动，只是听取案件主审人的口头汇报而进行裁决；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可以否决独任审判庭、合议庭的意见。
审判委员会有权对所谓“重大”、“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和做出决定，还有权决定法院内部其他方面的重大事项，如总结审判工作的经验，讨论并决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请求对本院院长担任审判长的回避问题，讨论并通过助理审判员临时代行审判员职务的问题等。与地方各级法院不同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还有权讨论
并通过院长或副院长提请审议的司法解释草案，讨论并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司法解释和案例等。但是在上述各项权力之中，“讨论”和“决定”具体案件目前已成为审判委员会最主要的一项活动。这一点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对审判委员会制度实际功效的考察
审判委员会制度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意义。审判委员会制度有利于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和集体智慧，形成正确的意见。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制度，三大诉讼法也有相应的规定。在人民法院几十年的审判活动中，审判委员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事实证明，审判委员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以形成审判委员会的决议，这既有利于发挥审判委员会的每一位委员的积极性，使每一位委员都积极参与案件的讨论，各抒己见，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又有利于集思广益，集中审判委员会每一位委员的正确意见，形成集体的决议。这样，既充分发挥了个人的聪明才智，又克服了个体既有的局限性，依靠集体的力量，形成正确的决定。
审判委员会制度有利于对法官的监督，有利于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法官对案件的初步意见，完全有可能不被审判委员会采纳，即使案件已经审结，相应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也有可能被审判委员会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改判。这就有力地监督、约束了法官，法官只有严格依法审理案件，其意见才不会被审判委员会否定，并形成最终的判决。法官也只有努力钻研业务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和业务能力，提出正确的案件处理意见，才能和审判委员会的决定一致。这样，审判委员会在客观上有利于提高法官的素质，保证案件得到公正审理。
审判委员会的存在，还有利于法院、法官抵制外来的不正当压力，使法院能够独立地开展审判业务，使法官能够公正地审理案件，维护司法独立、实现司法公正。法院、法官在审判工作中，经常要面对方方面面的压力。有时候这些压力是针对法官个人，有时候这些压力是针对法院，表现在直接给法院的院长、副院长等领导“打招呼”。法院、法官既要维护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又不能得罪各方面的实权人物，而审判委员会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缓解法院、法官面临的压力。顶不住这些压力时就把案件上交到审判委员会。也许，当初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设计者们恐怕没能料到审判委员会居然能起这样的作用。法官也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朋友、熟人，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法院、法官和社会之间并没有一个可以保障他们不受社会干扰的“隔离带”，更何况从确立“马锡五审判方式”以来，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一直就要求法官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各种关系就更复杂了，法官们在工作中面临的各种影响也就更多了。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无疑负分担了法官们所面临的一些压力，甚至是大部分或者全部的压力。按照一位学者的观点，这是一种风险分担 。①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弊端
如前所述，审判委员会是凌驾于独任审判庭和合议庭之上的特殊“审判组织”。设立审判委员会的初衷是因法官素质不高，为了提高法院审判队伍的整体司法水平，并实现审判权的整体独立。但是，其最大的缺陷是它从设置时之初就充满了行政色彩，审判委员会在相当程度上掌握着案件的命运，但是又因为案件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决定，审判委员会委员由院长提请任免，会议由院长主持，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程序也由院长控制，所以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命运的权力又要隶属于院长的权力之下，这样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的权力只是院长决定案件权力的表现。②可见，审判委员会是极具行政色彩、具有行政决策职能、违反审判规律的“审判组织”。
调查表明，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一般均由法院院长、副院长和主要业务庭长组成，除了即将退休不再兼任院长、庭长等行政职务的委员外，由普通法官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情况十分少见；中级以上的法院也是如此。③由此可见，审判委员会委员均是由院长、庭、室负责人构成，而长期在审判一线审判经验丰富、业务能力强或法学理论功底深厚但行政职务低的优 秀审判人员则被拒之门外。而且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任职一般长期固定不变，有的一直任职到退休。作为审判委员会委员本应当是在法院中具有较高法律专业素养和审判经验丰富的资深法官，院长、庭长也应是其中的佼佼者，实际情况则不然。据调查，某省基层法院院长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仅占28.9%，而其中大多数大专以上的学历还是前几年在法院工作期间通过法院业大取得的，山西省某法院甚至出现了文盲院长。④ 《法官法》规定，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必须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统一组织的法官资格考试或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而初任院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却并未要求必须经过什么考核，只需由人大选举、任命即可。当前，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不仅没有精英化，有的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委员由根本不具有司法经验的法官，或者根本不能称作法官的人担任。审判委员会构成如此混杂，根本不能保证一个法院最高审判组织的。专业性与权威性，并给予其位于专业合议庭和专业法官之上的审判权威，其弊端可想而知。⑤
传统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已不能适应发展变化了的新形势的要求，其法理上的缺陷及客观存在的不足和弊端也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为：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违背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作为现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在人类司法的发展史上，没有哪一种法律理念像司法独立那样，推动着司法的法律化、职业化进程；也没有哪一种制度像司法独立那样，锻造着法律运作的政治空间和专业意蕴。”①美国法学家亨利・米斯对司法独立的重要性，精辟地表述为：“在法官做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者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 势或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法院必须摆脱胁迫，不受任何控制和影响，否则他们便不再是法院了。” ②司法独立应当包括三个层面：其一，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仅服从于法律；其二外部独立，即人民法院在依法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三是内部独立，即在法院内部法官应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官在履行审判职能时独立于其同事或上级法院的法官。因为法官独立所面临的威胁不仅可以来自于法院系统外部，也可能来自法院系统内部，法官很可能在进行审理和裁决时屈从于领导、同事甚至上级法院的指示、压力、控制和影响，以致于不能公正的审判。③ 但现实情况是审判委员会可以改变法官独立做出的裁决，故审判委员会的存在干扰了法官的独立审判，这显然是与司法独立原则相违背的。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司法公正的要求相悖。司法公正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审判委员会制度恰恰在断案程序上严重违反程序法。一方面，它违反了审判公开原则。法律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的案件外，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宣判活动应当公开进行，允许公民到法庭旁听，允许记者采访和报道。除休庭评议外，应当把法庭审理的全过程公诸于众，还要将审理案件的人员予以公开，以利于社会监督，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专横。然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不公开进行的，讨论时除了审判委员
会委员和汇报人、记录人员以外，其他人是不准进入会议室，更不用说旁听、报道；同时，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不公开的，研究某一具体案件时具体由哪些委员组成，一般不予公开，当事人也无权参与，是典型的“暗箱操作”。另一方面，它严重违反了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也称直接审判原则，指“凡参与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的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材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 ④然而审判委员会审断案件，往往不去亲自阅卷，对认定事实的证据也不是从法庭上直接获得，没有听取当事人举证、质证和辩论，而主要是通过听取汇报，间接了解案情，在法庭审理外进行认证，显然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⑤，福建周宁县法院对该县公安局副局长陈长春强暴被害少女案重罪轻判，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和 强烈谴责。后查明该县法院由8人组成的审判委员会中，有5人明确表示自己不熟悉刑法，且审判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没有参加该案的庭审。于是在该案的主审法官被买通之后，审判委员会便以走过场的方式，批准了主审法官的判决，导致了后来的**。案件交与这样的法官审理，被“审”者又何以建立对法律的信心？⑥
三、审判委员会的组织不规范。《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由院长主持”，这是我国法律对审判委员会的设立及处事原则的唯一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虽于1993年8月20日通过制订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但是仅适用于最高人民法院，且规定内容简单。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则无统一的操作规则，部分法院自行研究制订了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有的比较科学、严密，而绝大部分法院则是无章可循，其审判委员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没有设立专门的日常办事机构，也无专人负责审判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更谈不上其工作内容的合理性、科学性。对一个掌握整个法院审判工作全局，对有着最后决定权的审判组织，仅《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一条作如此笼统的法律规定，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大疏忽。中国目前的法官仍然无法跨越所谓“专业分工”的限制，各业务庭的庭长一般也从本庭法官中遴选，对本庭的业务相对更加熟悉和精通。甚至连法院的院长和副院长也有一个内部分工，分别主管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等审判庭的审判业务，从而使“主管”院长对自己负责的审判业务较之其他业务更为精通和熟悉。这样在审判委员会讨论每一个具体案件的时候，真正精通该案件所涉审判业务的法官恐怕只有有关业务庭庭长和“主管”院长，多数审判委员会委员可以说都是外行。那么作为审判委员会委员中难得的“内行”的该业务庭庭长和“主管院长”是否就能保证案件的质量呢？事实上，由于所有审判委员会委员既不阅卷，也不旁听案件的法庭审判，即使是这些“内行”也不能保证案件事实确实、适用法律得当。这就可能带来两种后果：要么审判委员会委员凭借其行政职务上的优势地位，任意下判；要么审判委员会完全听从承办人的意见，而丧失其判断上的独立自主性。因为毕竟承办人一般既是该审判业务的内行，又真正了解该案件的实际情况。这就出现了唯一了解案情的承办人向大部分为外行的审判委员会委员汇报的滑稽情景。而大部分为外行、不熟悉案情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却有权作出最终决定，唯一了解案情的内行却没有表决权。这充分显示出审判委员会组织构成上的缺陷。
四、官本位现象造成审判委员会成员专业性不强。我国《法官法》规定初任法官必须经过考试和考核，但对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任职条件缺乏相应的规定。一般来说，院长、副院长都是理所当然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其他委员一般由行政职务或级别较高的人员担任，在这些成员中有些人对审判业务不是很熟悉，有的长期从事与审判业务无关的行政管理工作。而审判委员会的职能要求每一位委员必须具有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但目前我国法院审判委员会行政色彩太浓，把审判委员会委员当作一种“政治待遇”、“荣誉称号”来看待，同行政级别挂钩，有的甚至同发奖金等福利待遇挂钩，弱化了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性色彩。①致使一些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而行政职务或级别低的优秀法官被拒之门外。加之审判委员会委员普遍实行“终身制”，一旦被任命，就一直干到快退休，使审判委员会缺乏生 机和活力，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审判工作迅速发展的需要，与当今提倡的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不相适应的。
五、审判委员会成了合议庭推卸责任、转移矛盾的挡箭牌。自提出司法改革、建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以来，审判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法官规避职业风险的避风港。有的法官为了不被追究责任，主动放弃审判自主权，将案件推给审判委员会。还有，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着合议庭将当事人胡搅蛮缠、当事人之间矛盾尖锐或有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的案件等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现象，将责任和矛盾转嫁给审判委员会。由于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是不公开的，从而使其不受社会监督，而法律对其监督没有规定。一旦出现错案，责任归属自然难以确定。法律上对审判委员会做出的裁决没有规定任何应负的责任，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对其约束的法律规定，这样审判委员会就有超越程序法规定的特权，成为法院内部院长控制下的不负任何责任的最高审判组织。同时，由于法院内部审判委员会的领导地位，造成各业务庭法官对审判委员会的严重依赖，责任性不强。表面上是层层负责，实际上是层层推诿，谁都不承担责任，“人人有责”其实就是“人人无责”。对于错案，责任不明，无法追究。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审判委员会工作运行机制不利于回避制度的执行。三大诉讼法仅规定向当事人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并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合议庭成员回避。审判委员会成员是否要告知当事人，法律没有任何规定。在审判实践中，至今还没发现有一件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向当事人告知审判委员会成员名单的，甚至许多案件当事人根本就不知道在法院里还有一个叫审判委员会这样的审判组织。由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何时讨论、有哪些人参加，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并不知道，而且我国法律对于审判委员会成员的回避程序，没有任何规定，因而当事人无法对审判委员会申请回避，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使得为确定一个中立裁判者而设置的回避制度失去意义。这种程序上的不公正难以保证案件处理上的公正性。就连主张改造并保留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学者也认为：像审判委员会这样重要的组织，其审断案件讨论问题做出决定，竟然没有公开的法律程序，令人惊讶。①
七、审判委员会的工作职责严重偏向，有碍于司法效率。实践中，审判委员会把绝大多数精力放在了处理具体案件上，在许多法院已形成一种惯例，即不讨论 案件不开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似乎成了讨论案件的专门机构，或者是对案件进行处断的简单“表决机构”，其职能被单一化为仅仅是讨论案件，很少或根本没有研究解决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大量影响审判工作质量、效率的深层次问题，更谈不上总结审判经验，这种做法不符合《人民法院组织法》对审判委员会职能的规定。由于我国法律对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没有做出明确界定，致使大量案件被提交审判委员会，案件进入审判委员会的随意性、任
意性强，合议庭、独任审判庭往往对案件不能做出独立的、最终的裁判，造成所谓“审”与“判”的分割，这本身就增加了法院审理案件的环节、降低了诉讼效率。又由于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方式、程序在法律上存有巨大的缺陷，启动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随意性、时间的不确定性，造成司法实践中，只有当需要讨论的案件积压到一定数量，并在各委员有充分的时间后才予启动，法院的年终“突击”、“会战”并不鲜见，这样不仅司法的程序性遭到破坏，无法保障司法公正，而且也造成司法效率低下。
四、审判委员会改革的若干构想
从目前来看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还不现实，因而作为司法实务工作者，需要做的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对既存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进行探讨，以扎实推进审判委员会改革。
（一）理顺审判委员会的关系。
首先要变审判委员会行政化模式为业务化模式。不能将审判委员会委员当作一种待遇职位，而应作为较高业务水平的体现，把审判业务能力作为选拔审判委员会委员的首要条件。
其次，科学划定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最高审判组织行使审判管理和审判决策的职能。把法院管理工作从横向关系上划分为审判管理、队伍管理、行政管理三大类，以审判委员会、党组会和院长办公会分别与之对应，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凡是与审判业务有关的问题都一律提交到审判委员会讨论，使审判委员会成为真正的审判业务机构。审判委员会主要对审判宏观管理问题和审判运行中的共性问题进行决策，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其次，在纵向关系上，加强审判组织管理，着重解决好审判工作行政化的问题。严格区分审判委员会、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合议庭和独任法官的职责，取消分管院长签批文书的制度，放权给合议庭，保证合议庭、独任法官依法行使职权。再次是克服审、判分离，“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现象，实行审判委员会委员定期组成合议庭审理重大案件的制度。
再次，设立审判委员会专职工作机构或常设工作机构(办公室)，负责审判委员会事务性工作，对审判委员会负责。它行使下列职权：(1)对合议庭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书面报告作形式要件上的审查，如对审限、是否属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范围、合议庭对事实的认定、证据的采信及及法律适用建议作审查。(2)院长或分管院长不在时，受院长或分管院长委托，其成员代表院长或分管院长出席合议庭听审，并草拟汇报关于适用法律问题的参考意见。(3)根据审判委员会的要求，开展调查研究，收集审判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审判工作经验。(4)办理审判委员会的其他一些事务性工作。如传达开会通知、记录会议情况、整理会议决定、负责落实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并监督决定的执行情况等。
（二）调整优化审判委员会结构，改革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制度遭到攻击和责难的重要一点是审判委员会的结构不合理，专业化程度不高。①审判委员会委员的知识结构、专业化水平直接关系到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质量。
1、注重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审判实践经验，使审判委员会向专业化、权威性方面发展。设立专职委员制度，增加专职委员的数量，选拔熟悉某一方面的业务、精通相关专业法律知识、具有丰富审判经验的审判员并聘为专职委员，进入审判委员会。这样，就可以从整体上提高审判委员会的业务素质，杜绝“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显然在审判委员会中设立专职委员，专职委员由资深法官或具有这方面专长的专业法官构成，可以改变现行由主要由院、庭长组成的审判委员会的人员及知 识结构，最大限度地提高审判委员会的专业化程度。
2、建立完善审判委员会考试选拔机制，选拔的程序必须严格，审判委员会委员缺额一律实行考试选任，严格按照“民主推荐―审判实务知识考试―庭审观摩―面试答辩―公示―任命”的选拔任用程序进行，做到以缺选人，淡化职级待遇意识，使审判委员会人员结构做到既专又全、比例适当。同时，对现任委员要加强 学习培训，提高他们履行职责的能力，要求委员们在增加知识积累的同时实现知识更新，以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自身素质。近年来，有的中院和基层法院将年富力强、具有丰富审判经验的法官通过业务考核和面试，充实到了审判委员会中，建立起了以法律专业知识与丰富审判经验为主的委员配置机制，增强了审委会的权威性。在审判委员会中在设立专业委员会的同时，适当地把各分管副院长作为常设委员，可以弥补专业程度过高而带来的知识盲点。
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指导审判工作的机构，其专业性较强，要适应审判工作专业化的要求，进入审判委员会的专职委员仅证明该法官的专业水平和审判经验，而不必然确定行政级别，对于专职委员可以由各级法院经考试选拔后自行任命。
（三）准确定位并明确审判委员会的职能
在审判委员会的职能方面，必须强调其主要职能是加强审判工作经验的总结和审判业务的指导，而不应过多的处理案件，审判委员会应逐步做到工作重心放在本院的审判工作和改革的重大事项、辖区内某一些案件审理的指导性意见的讨论决定上。审判委员会要及时总结审判经验，对现行立法做出准确的解决和适用法律的原则，从而有效地指导审判活动，保证正确执法，要具体确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类型，限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这样既可以尊重合议庭的权限，保证法官审判独立，也可以使审判委员会把工作放在其本职工作上。审判委员会除讨论少数重大或疑难的具体案件外，主要工作职能应转变为分析审判形势，总结审判规律，制订审判规范，研究带有普遍性的法律适用问题。具体来说是做到审判委员会职能的“四个转变”：1、由原来的对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都负责到一般只对适用法律负责的转变，一般只是对案件如何适用法律进行表决，充分尊重合议庭在庭审中的作用。 2、由单纯的解决个案到解决重点、疑难案件示范作用的转变。3、由单项的审判工作指导到建立综合、长效性的审判管理机制的转变。定期召开审判形势分析会和案件质量通报会，对一些苗头性的问题及时提出针对性的意见。4、由被动处理案件到主动进行审判研究的转变。
（四）规范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程序和讨论案件的范围。
在讨论案件程序和范围方面也应进行规范，包括出席委员应达到一定人数和比例才能召开审判委员会；应当由庭长将案件提交院长决定才能召开审判委员会；凡未开庭审理的案件及调解、撤诉案件，一般均不应提交讨论；合议庭意见一致的案件，也不应提交讨论等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合议庭的职能作用，也便于审判委员会集中精力讨论疑难复杂案件。审判委员会讨论时间应安排在合议庭评议之后、判决之前进行。对审判委员会的讨论次数应有限制，一般应一次做出决定，不能反复讨论，久拖不决。讨论结果应当明确，不应是继续调查或向上级法院请示报核。提交讨论的案件，应附书面汇报材料，防止因承办人汇报不清。记录不全而造成责任不明。对此建议设立合议庭全体成员参与汇报制度，防止承办人对汇报内容的侧重、夸张或弱化、隐瞒。对重大案件，审判委员会可以学习英美法系“陪审团”的做法，列席开庭的全过程，深入全面了解案情。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把改革后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定位在“总结审判工作经验、审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上”
。①而所谓疑难、复杂案件，无非涵 指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从深度而言，涉及到专门的知识，因专而深、因深而疑难、复杂；另一方面，从广度而言，跨学科、跨专业，因广而疑难、复杂。因此讨论决定案件范围应具体化。逐步做到只讨论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的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除判处死刑、危害国家安全、外国人犯罪、宣告无罪和重大涉外涉港澳台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仍要全案汇报外，对于其他的一些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只讨论法律适用问题，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则由合议庭负责。要改变过去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结构的单一性，既注重讨论重大的刑事案件，又注重讨论复杂的民事、经济和行政案件。
（五）严格执行审判委员会“错案追究制”，健全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
为提高审判委员会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应严格执行审判委员会委员错案追究和审判委员会责任承担制度等一系列规范性制度。对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而发生的错案，应根据情况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如果是承办人汇报不全、错误造成的，追究承办人的责任；如果是表决错误造成的，应追究表决人的责任。防止客观上存在的一人发言，特别是领导人先发言定调，他人附和的情况。对经常表决错误的委员，说明其不能胜任职责，应考虑提请人大常委会免去其审判委员会职务。凡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如果后来被确定为错案，无论审判委员会是否改变合议庭的意见，都应当承担适当的法律责任。审判委员会同意合议庭的意见并判决的，由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共同承担责任，因为此时案件的判决，实际上是按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共同意见做出的。对于审判委员会改变合议庭的意见并判决的，审判委员会对改变部分承担全部责任，未改变部分，由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共同承担责任。审判委员会以集体名义承担责任。在审判委员会内部，根据会议记录，表决时所持意见与审判委员会的最后决定相反的委员，可以不承担实际责任。
健全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1)、对于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汇报情况可实行案件汇报评分制，并列入考核及质量评定机制，促使合议庭及其审判长严把质量关。(2)、为确保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质量，应发挥审判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的职能。合议庭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书面报告，最迟在会议召开前两天送交审判委员会办公室，由办公室人员分送各审判委员会委员，这使得审判委员会委员有足够的时间对案件进行研究。
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制。在法院立案时即可告知或通知当事人有对审判委员会委员讨论决定该案回避的权利，并按案件性质，把审判委员会常设委员及专职委员的名单一并送达给当事人。
（六）建立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民主化的表决机制。
首先改变过去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主要是由院长发表意见的情况，健全民主表决制，审判委员会委员先就案件发表自己的观点，主持审判委员会的院长最后发言，以保障给每位委员最大的发言空间，做到不受院长意见的影响。坚决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每位委员都享有均等的一票表决权。
其次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实行列席制。合议庭提请讨论的案件，该庭庭长、该案的审判长、合议庭的其他成员也应列席；另外对于凡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二审拟改判或发回重审，经交换意见后一审法院仍持不同意见的，可请一审法院的有关人员列席会议；对于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检察机关一般也应派员列席审判委员会。
完善我国食品召回制度的困境与法律对策 篇四
首先，设立食品召回管理机构，并明确职责。解决我国目前的多个部门同时交叉管理食品安全的问题，可以通过设立统一的中央级协调机构来解决。如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召回体系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设有中央级食品召回协调机构―召回协调员，该机构能将各个负责食品安全管理的不同部门协调起来，使各相关职能部门职责明确。[12]或在现有的条件下，明确食品召回行政管理的具体分工，明确职责，以解决目前的混乱局面。如在美国负责食品召回的政府职能部门有两个一个是卫生部（LIS.DepartmentofHealthandHumanServices）属下的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oodandDrugAdministratior}，简称FDA另一个是农业部（LISDepartmentofAgriculture）的食品安全与检查局（FoodSafetyandInspectionService），简称FSIS,FSIS主要负责监督肉、禽和蛋类产品质量和缺陷产品的召回，FDA主要负责FSIS管辖以外的产品，即肉、禽和蛋类制品以外食品的召回。[13]
其次，规范食品召回程序。可以参考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食品召回制度，编制一套规范的操作性强的`食品召回程序，包括制定食品召回计划、启动食品召回、实施食品召回、食品召回完成评价，不实施召回的法律后果等环节的具体内容，让有关责任主体以及管理部门在具体食品召回中确切知道应该履行什么职责和义务。尤其重要的不实施召回的法律后果，在市场经济中有义务而无责任的法律制度在实践中是无法实施的，特别是在我国食品生产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自身总体素质不高，自律性差的情况下，必须强调法律责任。
最后，对食品召回实行分级管理。将召回食品进行分类的意义在于，不同召回级别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法。一方面，可以使公众清楚的知道某种被召回食品的危害程度，从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和处理态度，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政府职能部门对食品召回进行分类管理，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提高行政效率。以FDA为例，如果是第一级召回，FDA要检查并确信每个缺陷食品被召回或者被修理完好，相反，如果是第三级召回，FDA可能决定仅需要抽样调查来确信产品己从市场召回。[14]
我国可以参考美国的食品召回等级分为三级：第一级是最严重的，消费者食用了这类产品将肯定危害身体健康甚至导致死亡；第二级是危害较轻的，消费者食用后可能不利于身体健康；第三级是一般不会有危害的，消费者食用这类食品小会引起任何不利于健康的后果，比如贴错产品标签、产品标识有错误或未能充分反映产品内容等。鉴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食品产业发展状况，目前我国政府应将监管的重点放在第一级和第二级食品上，对于第三级食品可以采取鼓励召回的措施。
第三，建立产品召回责任保险制度。
在欧美等国，由于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意识极强，政府对消费者保护运动高度支持，企业常常面临着极大的索赔风险和产品召回风险。以为例，该年度美国法院裁定的十大赔偿金中最少的一笔都是8000万美元，最高则为280亿美元，且“十大赔偿金”均属于个人与公司之间的损害赔偿。()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20发出的召回令达340起，涉及5000万件产品，并且数字有逐年增加之势，企业召回支付的平均费用则达100万美元。[15]由于产品召回成本高昂，单靠生产商和销售商自身的实力难以承受其巨额费用，国外通常的做法是购买召回保险来转嫁召回成本。比如，沃尔玛等世界零售业巨头基本都要求供货厂商购买责任保险，而一些高风险产品的召回保险更要写进购货合同中。因此，来自欧美的商家一般都会要求出口企业出具产品责任保险甚至召回责任保险。
产品召回保险不同于传统的产品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保障的是生产商与销售商在消费者因使用其产品而遭受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失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而产品召回保险保障的则是“召回”的相关费用或损失。产品召回保险承担由于被保险产品存在缺陷而导致或可能导致消费者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所引起的“召回费用”，包括：告知费用、运输费用、仓储费用、销毁费用、雇佣额外劳动力的费用、员工加班费用、重新配送费用、聘请专业顾问进行危机处理的费用，以及双方约定的其它费用。通过产品召回保险，使得卖方――尤其是生产商在面对产品安全突发事件时不仅能得到资金支持，还能得到专业的应急策略指导，以正确的方式面对公众、政府、乃至销售链中的各个环节，以最低的成本避免危机。
鉴于我国企业规模较小，而召回成本较高企业难以承担的困境，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产品召回责任保险制度。笔者认为我国的食品召回保险可以采取强制保险的办法，以保护消费者和企业的权益。
不容否认，有些困境仅仅从法律上是无法找到对策的，如消费者的主观意识问题等。但是笔者认为，随着我国食品召回制度的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健全，在我国一定能形成健康、有序的食品市场环境。
进一步完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制度 篇五
从年秋季学期起，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由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农村(含县镇)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逐步调整为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具体调整步骤如下：(1)2012年秋季学期至春季学期，助学金政策覆盖一年级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及二年级农村(含县镇)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从20秋季学期起，将助学金政策覆盖范围调整为一、二年级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助学金继续按每生每年1500元的标准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比例分担，具体分担比例与免学费补助资金的分担比例一致。
中央财政按区域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西部地区按在校学生的20%确定，中部地区按在校学生的15%确定，东部地区按在校学生的10%确定。各省级人民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本行政区域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具体比例。为切实减轻贫困地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家庭经济负担，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有关精神，将六盘山区等11个连片特困地区和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学生(不含县城)全部纳入享受助学金范围。
地方出台的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和助学金政策，范围大于或相关标准高于本意见的，可按照本地的办法继续实施。
有关工作要求 篇六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要按照“中央政策引导、地方统筹安排、积极稳妥推进、保持平稳过渡”的原则认真做好各项工作。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抓紧制订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切实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国务院财政、发展改革、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要加强督促检查，指导和协调各地认真做好扩大免学费政策范围和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工作，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
(二)加强学校管理，做好基础工作。各地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职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中等职业学校特别是民办学校办学资质的`核查，定期公布合格和不合格学校名单；要严格规范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实行电子注册制度，加强对“一牌两校”、“联合招生”、“学籍异动”等情况的监管，坚决杜绝“双重学籍”现象，保证学生基本信息的完整和准确。教育部要会同有关部门逐步建立完善各教育阶段相通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有关部门和中等职业学校要做好免学费和助学金资助对象的认定工作。
(三)落实经费责任，强化资金管理。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统筹安排中央补助资金和地方应分担的资金，制订本行政区域内各级政府的具体分担办法，完善转移支付等制度，确保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补助资金和国家助学金落实到位。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财政国库管理的有关要求，及时拨付资金，确保学校正常运转和助学金按时发放。要健全中等职业学校经费预决算制度，加强资金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安全和有效。对发生虚报冒领、挤占、挪用、滞留国家相关补助资金的部门和学校，要予以严肃处理。
(四)严格收费审批，规范收费行为。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实施后，公办中等职业学校不得因免学费而提高其他收费标准，或者擅自设立收费项目乱收费。各地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要求，进一步规范民办中等职业学校收费管理。
(五)加大宣传力度，形成良好氛围。各地要认真学习、准确把握相关政策，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政策解读和宣传工作，使这项惠民政策家喻户晓，使广大学生及时了解受资助权利，为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和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做好秋季学期入学新生的思想工作，确保政策平稳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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