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读史可以明智。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用全球历史观研究世界历史，带给我们全新的视野。
全球通史读后感1
《全球通史》是以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为主线，而不是以历史事件为主线。本书主要特点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把人类历史划分为1500年的世界以前和1500以后的世界。“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各种族集团实际上以完全与世隔绝的方式散居各地。直到1500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从那时起，它们才终于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南非的布须曼人、有教养的中国官吏，还是原始的巴塔哥尼亚人”。
《全球通史》中用三章的篇幅介绍了了中国文明和儒家文化对世界的影响，用一章的篇幅讲述了近代中国受西方列强和东方倭寇欺辱的历史。在最后一章《后记：我们的黄金时代吗?》中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大同世界进行了前瞻性的论述。读后受益匪浅，使我对儒家思想和当代的改革开放以及经济一体化有了探索性的认知。
全球通史读后感2
笔者的学生时代是在中度过的，那个年代学校不开设历史课，所以笔者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一无所知。读高二时，正值神州大地开展史无前例的“批林批孔”运动，伟人毛泽东把孔子从“大成至圣先师”的尊位上揪下来，让全国人民进行“大批判”。从那个时候起，我才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有个“孔老二仲尼丘”。他一生主张“克己复礼”，刚当上鲁国大司寇，就杀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这是我对儒家思想的启蒙认识。
我读完司马迁的《史记》之后，我对儒家思想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到处是诸侯割据的混乱状态，周王朝的统治地位已经动摇。当时各种文化思想十分活跃，被后世称为“诸子百家”时期。孔子认为这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他要极力维护“尊卑有序”的封建礼制，为此，他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到处推销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主张，也没有得到诸侯的采纳，最后还是回到鲁国办私学。孔子死后，汉武帝刘彻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儒学从此成为中国社会两千多年中统治者阶级统治民众的主导思想，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成为“御用经典”。不可否认，儒家思想对建立封建统治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读完《全球通史》，我才知道，中国从隋唐到明朝末年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为什么从强盛走向衰败呢?儒家思想统治是根本原因。中国的地理位置本来就与世隔绝，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有效地隔断。它的西南面和西面，乃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直到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则为沙漠和大草原。儒家思想的统治，就像罩在人们头上的“铁箍”，禁锢了人民大众的创新能力，扼杀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闭关锁国政策，排斥外族的文化和的先进技术。“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有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认为儒家文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为此，推行闭关锁国政策，极力排斥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远远落后于西方。
古代的中国人并不缺乏创新能力，中国的“四大发明”闻名世界。但是“四大发明”没有应用于工业生产，科技成果没有转化成为生产力。直到西方列强用中国发明的火药、指南针制成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中国人才改变他们对西方的屈尊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明朝的航海技术虽然领先于西方世界，但是，郑和七下西洋主要目的是为了宣扬天朝国威，为朝廷搜罗珍稀的玩赏之物，而不是为了贸易。在西方向外扩张时，“中国不仅看起来，而且事实上是静止的、落后的。不断变化和进步的观念，尽管那时在西方被认为理所当然，但依然不合中国人的思想。变化只有局限在传统秩序的范围里，才是可接受的、在一个发生全球规模的革命性变化的时代里，安逸自在、心满意足的中国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过去。”李鸿章的 “洋务运动”，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夷之技制夷”;康有为的“百日维新”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改革政治，都被封建的遗老遗少们扼杀在摇篮里，这都是儒家思想教化的“功劳”。
全球通史读后感3
“多少世纪以来的根本问题是，技术革命一直受人欢迎，因为它促使了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但是，世界历史上所有的技术革命——无论是一万年以前的农业革命，还是二百年以前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抑或是今天的第二次产业革命——都导致社会分裂，这种分裂要求在制度、思维方式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实行变革。”(《全球通史》)。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在制度、思维方式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实行变革”，我的理解就是改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经历了“冷战时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大跃进”的挫折，60年代初的严重经济困难，“中苏联盟”破裂，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制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全面推行公有化经济体制。这种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和闭关自守的政策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
东乱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人纠正了错误，从困难中奋起，团结带领人民在神州大地上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创新实践，推行“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之后进行了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改革，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开辟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强国之路”。
我们今天的改革，要理清思路全盘思考，不能再“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有了很好的人才积累和思想库，我们应当有一个成熟的设计了。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论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是“中流击水，不进则退”，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面临难得的改革攻坚期、发展机遇期。推进改革大业，不仅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而且需要更科学的谋划与决策，把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结合起来，处理好“积极”和“稳妥”的关系，把握好多元利益格局下的改革力度和节奏，只有这样，才能在用好机遇、化解风险中奋力闯出“深水区”，开创中国现代化的新境界。
全球通史读后感4
“未来的前景如何呢?历史学家像气象学家一样，面前只有一个变幻莫测的水晶球。尽管未来的特定事件无法预见，但是，倘若对世界历史具有正确的认识和解释，我们就能根据各种历史模式来洞察未来的一般趋势。”(《全球通史》)
首先，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正受到第二次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冲击，前者以不断加快的速度正在改变着社会，而后者正在唤醒和激励人们去把握自己的生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两种革命将成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力量。
其次，这两种革命都明确反映了西方的胜利，因为它们都是近代早期科学革命、产业革命、政治革命的继续和扩大。但同样清楚的是，这两种革命也造成了西方的衰落，因为西方所创造的这种新世界已不再显示其在全球军事和经济事务中的优势地位。
第三，在全球的大动荡中诞生的新世界将因其多重政治格局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纵览世界历史，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而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至多也不过持续了25年。粗看起来，跟着到来的似乎是美苏两极对立的时代，但是这种局面原来更为短命。随着中国形成对苏联的挑战，美国在越南的挫败，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复兴，以及正为第三世界其他地区所重演的伊朗、津巴布韦和尼加拉瓜的动乱和苏联的解体，美苏两极对立业已烟消云散。
第四，初生的新世界的特征不仅表现为政治格局的多重性，而且表现为文化发展的多元性。今天，再也不能断定只存在一条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许要加上第二条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甚至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形态。
在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斯塔夫里阿诺斯预言的发展前景得到验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今天，人类发展速度前所未有，全球合作力度快速加大，各国各地区各领域相互影响，一项变革快速波及全球，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无论何种发展模式和政治格局，任何一国发生变化其激起的涟漪都会影响到全球每一个角落，世界大同势在必得。
若说全球一体化是随着交通、通讯、科技，以及战争、贸易而促成的话，那么，世界大同就更突出技术、文化、政治、和平等几个领域。
技术作为知识进化的主体，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技术显得尤为重要，它的核心地位突出在人类的共同利益上面，引导深化各国的联系及合作方向。世界大同需要技术做基础，重点突破，共同利用。自从人类社会的发端开始，技术就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一刻也没有离开过。1500年后，各自封闭的国家取得联系是建立技术基础之上的，两次世界大战及鸦片战争也是站在技术之上的，而今天的区域合作，以及全球一体化进程更是靠技术支撑的。
今后，技术的发展，将越来越被深刻广泛的用来改善生态，注重人类生存的条件的改造，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化，世界组织的增多与完善，必然促使技术的传播，打开国度制约，站在全球高度应用技术。
当然，世界政治一体化必然要落后于经济一体化和技术一体化等领域，但这恰好有助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和互相影响。但政治一体化是最难也是最后的一个环节，这不仅仅是民众意识和经济发展程度问题，而是人类历史以来各种因素所共同决定的，历史的发展是阶段性的，每个阶段都有其主流，这就需要人类共同努力，在发展中找出路、寻办法，循序渐进以取得实效。
欲通过以上因素更好的促进全球一体化，实现世界大同，反过来更好的促进全球各方面发展，必须建立在一个良好的环境基础上，那就是和平。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是主流趋势，我国一直崇尚和平，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经济，实现大国崛起，这也是全人类的一个共同意识。
当今的时代，是希望与危险并存的时代，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既存在着发展的希望，也存在战争的危险，还存在着核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当今时代的希望和危险远远超过世界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人类还从未看到展现在他们面前如此灿烂夺目的前景，但人类同样也从未见识过潜伏在这种景象后面的蘑菇云。”
全球通史读后感5
最近在读《全球通史》，还没读完，因为这本书很厚，十六开的纸有上千页吧，我只读到中世纪。不过也从中发现了点道理，跟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我想讲一下我对进化论的观点。很多质疑进化论的人提出的疑问是为什么现在的猴子没有进化成人。我的观点是，其实进化一直都没有停歇过，史前是这样，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我们人类在变化着，从身体素质、智力等方面都在变化着。与此同时，我们身边的动植物也在变化着，有的物种要灭绝，有的物种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之所以用变化这个词，是因为现在很难说这种变化是好还是坏，最终会是发展还是堕落。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达尔文对物种进化的看法。人类的发展也适用于这种变化。史前人类其实是有四种人：印欧人、蒙古种人、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当时他们还都是原始人，过着采集食物的生活，被称为食物采集者。但是，他们采集食物的效率是不一样的，印欧人和蒙古种人的效率更高，能够获得更多的食物，因此也就有能力向外拓展。而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效率低。这种差别的结果就是现在世界上存在极少数的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绝大部分人为印欧人和蒙古种人。我们中国人就是蒙古种人的分支。
生产效率导致人类进化这种观点在我国历史教育中很少被提到，在封建社会朝代更迭中更是鲜见。绝多部分史书说一个朝代的灭亡是君主失德，失去了上天的庇护。这种论调，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回避了发展经济这个主题。朝代更迭的真实原因是经济，而不是道德。每个朝代建立后经过一定时间的稳定，官员数量会大幅增加，这意味着国家开支会大幅增加，而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民，这时农民作为主要生产者需要缴纳的赋税也会提高。这种情况下，农民的通常做法是把地卖给有钱人，自己只负责耕种，缴纳租子。而这种方法也只是暂时缓解了农民的压力，随着国家需要的收入增加，封建社会生产效率并没有发生过突增，因此最终转化到农民身上的压力并没有实质减少。于是，我国历史上反复上演的农民起义就如海浪般一浪高过一浪。
读《全球通史》的另一感受是，西方人并不是天生的慈善家。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欧美的富豪捐出自己的家产成立基金会或者捐给其他基金会，他们关注贫困人口、关注艾滋病以及环境问题。这种现象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社会公益的发展，使很多因历史原因致富的企业家关注社会公益。但是我想说的是，西方人并不是天生的慈善家，争强好胜是他们的本性，这一点比我们东方人要强烈很多。欧洲并不是物产富饶的地方，而且欧洲大陆上的民族并不少。因此，中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欧洲是一片混乱的景象突厥人、日耳曼人、维京人、高卢人等等为了争夺土地混战不休，这种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欧洲人怎么可能是乐善好施、一副菩萨心肠。所以“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才会从他们嘴中说出来，所以在本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他们会偷偷修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欧洲人并不值得信赖，当然还有美国人。所以，我说这些的目的，是希望很多人不要一谈到西方人就讲他们有多好，充满了尊敬。他们在历史很长时间里都是人渣。
先说这些吧，因为《全球通史》还没有读完，希望早点读完，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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