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是中国19世纪最重要、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但在1886年出口量达到历史最高峰后便急遽下滑，因此，人们习惯上将该年作为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由盛转衰的标志。仅从出口量上看，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因为，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危险处境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暴露无遗了，即印度红茶在英国、日本绿茶在美国都已成为中国的竞争对手，中国在这两个茶叶消费大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被强劲的对手所瓜分。只是由于在这个阶段中国出口俄国的茶叶增长迅速，出口总量直至1886年仍在增长，危机情况暂时没有显现而已，但危机的种子却早已埋下了。①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中国本来应该有机会借茶叶出口实现农业的大改造，而借助于茶叶加工又可以促进工业的发展。但现在看来，这只是今人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中国茶叶出口一蹶不振并不简单的是茶叶本身的问题。茶叶出口危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世纪中国社会的危机。
印度、锡兰茶业虽然兴起较晚，但因为其生产方式的先进，很快超越了中国茶业。在茶叶的种植方面，中国茶叶生产与印度、锡兰非常不同，后者是大规模茶园生产，且为欧洲人控制，采取先进科学的管理方法，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优良。印度阿萨姆地区的茶园全是大面积经营，有的茶园面积达千亩以上。这种经营资本雄厚，有条件对茶叶生产的各道工序进行科学实验。比如在茶叶品种的选择上，印度最初多选用中国茶种，但英国人经过对比实验，发现印度土产茶种更加优良，最后不但放弃了大规模引进中国茶种的最初尝试，而且连中印杂交品种也不再栽培了。①中国则任由农民种植于“畸零之土地”即不太适合耕作庄稼的土地上，如山坡、屋旁田边等，只视为一种副业；中国茶农“所注重在于他种农作物，故对于茶叶之采摘多漫不经意”。②茶农也无力给土地提供肥料，更不可能定期更换种茶的土地，茶园在年复一年的连续使用之后渐趋耗竭。英国人最初在阿萨姆种茶时也仿效中国人，选择在山坡处种植，但实验结果很不理想，于是将茶园选定在土地肥沃的大河冲击地带，产量大幅度上升，品质也得以提高。大农场集中经营、科学管理，与小农分散耕种、各自为政相较，优劣高下，不言自明。
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中国茶农更是处于劣势。传统的小农经营方式使中国茶农只能被动地去适应市场，而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又使中国茶农处于愚昧状态，任人宰割。严中平指出，研究中国茶叶的对外贸易，一定要注意茶叶生产的特殊性问题。因为一般地说，生产周期越是短的行业，就越能适应市场的变化，从而调整产销结构；反之，越是生产周期长的行业，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就越低。茶叶生产无疑属于前者。茶树从培植到产茶旺盛期，需生长八年，此间茶农无任何收益可言；旺产期可维持十年，但如果此间茶价下跌，茶农将受到重大损失，只能降价销售，有的甚至无法收回投资。中国的实际情形是，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际市场对茶叶的需求大增，而当时中国几乎是国际茶叶市场的唯一供应国，在这样的形势刺激下，茶农积极扩大茶园，1840年后的三十年间，茶叶产量增加四倍之多。但国际茶叶市场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大变，即红茶遭遇到印度、锡兰的竞争，绿茶遭到日本的竞争，中国对英国和美国的出口量大减，这时已经扩大生产的茶农如果不毁弃茶园、忍受更大的损失，便只有降价求售的唯一出路。③这个现象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班思德正确地指出，因为华茶“均由小农自由种植，生产数量漫无节制、殊欠组织，栽培方法墨守成规、鲜知改良”，因此“趋于没落，乃势所必然也”。④在这里，市场这只手对中国茶农来说是无形的，对主要竞争者英国人来说却是有形的，因为为了彻底解决茶叶供应的问题，英国人已经有目的的默默奋斗了几十年，其奋斗的目标就是摆脱完全依赖中国茶叶供应的局面，而在这几十年当中，中国人却并未意识到中国茶叶市场将要出现的窘况。鸦片战争前后，茶叶产区虽然扩大，产量提高，但很少规模生产，经营方法一如既往。
英驻中国领事在商业报告中比较了中印两国茶叶生产的状况，指出印度茶逐渐在英国站稳脚跟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并分析了印度茶业的优势和中国茶业的劣势:最主要的，是印度茶的种植与制造有欧洲技师的监督。这些技师能够制造各种等级的茶叶，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另一个极重要的优点，在于每年的茶叶收获量，事前能有精确的估计，以指导购茶者准备购买。中国的情况则迥然不同。茶叶的种植、制造和出售，都是出于本地茶农之手，他们墨守长久相传的、刻板的制茶方法，一点也不知道外国消费者经常变化的嗜好。任何季节可能提供的出售量，也只能从买办等等不确实的报告中，粗略地加以揣度，而这些人的报告常常是不可靠的。因此中国市场上的购茶者，不得不经常在黑暗中进行工作，因为不知道茶叶收获的情况，他们对于茶叶的供应能否满足需要，或超过需要何种程度，常常毫无所知。⑤
报告人是站在消费者和购买者的立场上谈这个问题的，由此可以探知中国茶叶的生产和加工完全是处在自发和无序的状态中，在没有竞争者的情况下尚能够继续维持，一旦有任何的竞争者出现，都将可能成为牺牲品、失败者。
中国产茶源远流长，茶叶又是重要出口物资，历史上中国即是世界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和输出国。
1、近代中国茶叶生产和贸易
早在一千多年以前，中国茶叶就运销国外，清朝（约公元1684年）海禁开放后，更促进了茶叶海运贸易的发展，先后与中东、南亚、西欧、东欧、北非、西亚等地区的30多个国家建立了茶叶贸易关系。1842年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实行五口通商后，中国茶叶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而快箭船的出现，又加速了茶叶海运贸易的发展。同时，清朝政府由于允许大量鸦片和工业品进口，致使贸易入超与年俱增。为了平衡贸易逆差，抵制白银外流，曾大力推进农业，扩大丝茶出口，所以这一时期茶叶产销高速发展。
据史料记载，1840年中国茶出口总量为1.9万吨，1843年减少到0.81万吨，以后渐有增加，1860年增加到5.51万吨，1870年上升为10.00万吨，1886年更上一层楼，出口13.41万吨，达到中国20世纪50年代前的最高纪录。之后，由于内受军阀混战和八年抗日战争的影响，政局多变，经济衰退，民难乐业，生产骤降；外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新兴产茶国争夺市场的影响，中国茶叶产销每销每况愈下，一蹶不振，直至50年代以后，才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我国的茶叶生产和贸易，纵观近150年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年至1886年，是中国茶叶生产的兴盛时期。这时期茶园面积的不断扩大，茶叶产量的迅速递增，有力地促进了对外贸易发展。而茶叶出口迅猛增长的形势，反过来又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40年全国产茶5.0万吨，出口1.9万吨，至1886年全国生产和出口量分别达到25.0成吨和13.41万吨，生产量增长4倍，出口量增长6.06倍，平均每10年增加一倍倍多。茶叶的出口商品率也由38.0%上升至53.7%，说明兴盛时期国内人民消费不到一半，生产的茶叶主要供作外销，出口创收约占全国各类商品出口总额的一增，1886年时甚至达到62%，对平衡贸易逆差起到很大作用。
第二阶段：1886年至1949年，是中国茶叶生产的衰落时期。这一时期华茶从发展高峰一落千丈，1949年茶叶产量只4.1万吨，出口量仅0.9万吨。究其衰落原因，除上述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逆境影响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国际市场茶业竞争中失败。当时，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等新兴产茶国家相继崛起，产量突增，输出骤盛，加之机械制茶，品质优异，在国际茶叶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而华茶却固步自封，不求改进，品质下降，成本增加，经营不善，致使英美等红茶市场渐为印、锡等国所夺，绿茶、乌龙茶市场又为日本所挤，外销几濒绝境；而国内处于连年战争，苛捐重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茶农生活维艰，茶园成片荒芜，茶业生产岌岌可危。
1.在明清（前中期）时期,中国的茶叶产量与销量快速上升,产量的上升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在明朝和清朝前中期增长率提高,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另外,由于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给茶叶的生产提供了动力。销量上升有以下几个方面：在郑和下西洋后，扩大了中国的影响，把中国的特产（就比如茶叶）带到了国外，特别是在王宫贵族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的奠基是在唐朝与宋朝），也引起了中下阶层人民的喜欢；在中国本土，由于饮茶的传统与人口的增长，促进了茶叶在内地的销量。
2.在清朝中后期，由于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市场，也由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使得西方国家的生产率和军事能力增强。他们掠夺廉价的茶叶，用机器代替手工加工生产茶叶，使成本大幅度降低，冲击着中国的国内市场与中国的海外市场，使得茶叶的销量大幅度降低。
1.在明清（前中期）时期,中国的茶叶产量与销量快速上升,产量的上升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在明朝和清朝前中期增长率提高,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另外,由于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给茶叶的生产提供了动力。销量上升有以下几个方面：在郑和下西洋后，扩大了中国的影响，把中国的特产（就比如茶叶）带到了国外，特别是在王宫贵族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的奠基是在唐朝与宋朝），也引起了中下阶层人民的喜欢；在中国本土，由于饮茶的传统与人口的增长，促进了茶叶在内地的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