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统一的德国再次凝聚起强大的力量，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那么你了解德意志“第四帝国”在美国的影响吗?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德意志“第四帝国”在美国的影响的详细资料，希望能帮到你。
德意志第四帝国在美国的影响
二战结束后，美国哲学家阿兰·布鲁姆注意到，“美国的大学生活正在被德意志思想彻底改变”。不仅马克思仍受崇拜，马克斯·韦伯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被热烈追捧。他坚信“我们见证了一场美国人未曾意识到的德意志悲情之美国化”。他指出，虽然当时美国人正在热切关注内在性，但德意志思想在美国甚至西方其他国家的主要影响是它的历史主义，是它为了支持根植于民族历史与民族成就中的文化而对普遍性和世界主义的排斥。“与德意志建筑家改变我们外物的天际线相比，德意志思想家更加彻底地改变了我们思想的天际线”。
耶鲁大学的法语文学教授亨利·佩尔指出，很显然移民已经构成了“当今美国精神生活中最充满活力的因素之一”。他声称，美国式的实用主义和对实际经验论的偏爱通过“德国式的耐心”和德国人数据搜集的习惯而得到强化，而且“这些来自德语国家的流亡者使得美国人在许多领域的猜想以从未有过的魄力向前跃进”。“哲学已经入侵了许多教学培养计划;心理学或者社会学概论令青年大学生着迷。托克维尔……曾睿智地评论，‘美国人比英国人更加沉迷于对普遍观念的运用’。在某些方面，今天美国人的精神生活更接近德国人而不是英国人。”他宣称，英国人对美国人精神生活的贡献已“出人意料地远远落后于”德国人的贡献。
绝大多数之后在美国成名的流亡人士当时都不到40岁，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战后初年流亡的德国人在美国造成的最大单一影响主要是在心理学领域，尤其是在精神分析领域。精神分析学已经在美国流行起来，1940年-1960年，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的会员增长了五倍，造就了美国精神分析的黄金时代。
埃里克·埃里克森通过观察和调研南达科他州的苏族保护区抚养孩子的做法，促生了他开创性的专著《童年与社会》，其中介绍了他的“自我同一性”和“认同危机”概念。他把德国人和美国人进行对比，在德国家庭中，儿子反对父亲，不像美国，父亲和儿子是“朋友”，联合起来对抗社会权威之“化身”的妻子或母亲。埃里克森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的职业对美国人来说如此重要——它是战胜母亲统治的美国方式。
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有过惨痛经历的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撰写了三部著名的书《知情的心》、《空堡垒》和《魔法的用途》。他在著作中运用了他对智障儿童的治疗经验和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以及作为犹太人成为反犹主义受害者的经历，指出现代大众社会未能顾及我们天性中无意识和非理性的方面，这要么把人们导向罪恶、残忍和暴力的极端，要么把人们导向身心的不健康，导致自杀或者其他方式的自我伤害。在《魔法的用途》中，他调查了儿童经典童话故事，认为它们引导儿童进入了有时很严酷的成人现实世界，它们也有无意识的一面。这一面的符号帮助我们理解儿童成长中的问题。
埃利希·弗洛姆最著名的书是《逃避自由》，它被认为是把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结合起来的尝试。弗洛姆接受了弗洛伊德关于人类发展经历了“口腔期”、“肛门期”和“性器期”等阶段的理论，并将其与一些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创立的“社会性格”概念相结合，他主张性格部分地由阶级结构和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弗洛姆还辨认出了他称之为施虐受虐狂的或者说“权威主义”人格。他首先在魏玛共和国观察到了这个现象。这样的人崇敬强者，嫌恶弱者，弗洛姆认为这或许有助于解释法西斯主义。弗洛姆此后的书《为自己的人》和《健全的社会》成为社会批判的著作。这些书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的一种常见的文学样式，谴责现代文化，尤其是它的贪婪、喜好竞争、缺乏道德脊梁、丧失共同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德意志文化悲观主义的回归。弗洛姆和汉娜·阿伦特及赫伯特·马尔库塞一起被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视为指路明灯。
德意志思想在美国影响的最大领域，仅次于精神分析学的是政治学——是政治理论而非现实的政治实践。其中居于首位的影响人物是汉娜·阿伦特。她的第一部专著《极权主义的起源》在美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她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指出它们虽然旨在通过消灭阶级差异来引领人类进入光辉的未来，却反而引发了分裂、异化和无家可归。她提出，大众社会的关键不是创造“一个人类社会的更高形态”，而是产生了隔离和孤独。她坚称隔离和孤独是恐怖的共同点。而英雄主义在此处的缺席协助摧毁了人的灵魂。她在后一本书《人的境况》中主张，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是结构和行动。现代世界中，这两个实体在现在社会高度行政化的政治活动中几乎荡然无存——无人有力量来改变政治生活的结构并且付诸行动。她这本著作成为一些对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运动而言最具影响力的文本，并且帮助所谓的非主流文化的目标凝聚在一起。尽管她是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但她从未为此伤怀。她不信任内在性——对她而言，公共空间中的公共行为是人类事务中的政治或者可信性的唯一保障，而就此定义的政治也因此具有优先性。她强调私人生活是伟大的目标，但在现代世界中，它越来越是一种奢侈品。她认为现代世界中的真正战争并不在阶级之间，而是在全能政府日益增长的“极权主义谎言”和我们所生活的“真实的日常世界”之间。她撰写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涉及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她在书中关于“恶的庸常”的观点被指责为对受审罪犯缺乏愤怒和批判，对大屠杀和犹太人抵抗迫害的行为无动于衷因而激起了愤怒的浪潮，但她坚持自己的观点：恶是虚无的，它起源于虚无主义终结的地方。
赫伯特·马尔库塞曾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他是二战后对世界的主要批判者之一。他认为战后的世界一致性、共识和秩序与日俱增，所有一切都被纳入到“进步”这个他认为参保的范畴中，这使他撰写了《爱欲与文明》，在反主流文化的嬉皮士中流行开来，他在此书中用弗洛伊德来修正马克思以适应现代世界，认为现代的男人和女人需要培养他们的欲望，而马克思对此只字不提。现代循规蹈矩的社会杀死了生命中美学和感性的一面，这是抑制的一种形式。社会需要基于经济原则，也需要基于快乐原则。他在《单向度的人》中更为详细地论述了这一点。他说在现代社会中，甚至连宽容和解放的语言都已习惯于阻止人民被解放，这就是著名的概念“压抑性宽容”。世界，尤其是美国世界，是单向度的，在其中只有一种当下被认为是合理的思维方式——在科学、大学、工业和商业中永存的科技理性。他说这个令人窒息的世界需要被想象、艺术和“否定性思维”所取代。
与政治理论家相比，在政治实践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和阿诺·施瓦辛格。其中基辛格是来到美国的所有德国流亡者中传统意义上最成功的一位。虽然其极富争议，在某些人看来，他是一位“权力犬儒派”，奉行现实政治，在1969-1977年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力量。但他协助谈判结束了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协助美国从越南撤军，并且和尼克松一起奉行缓和政策，缓解与苏联及中国的关系，这些帮助他获得了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
提奥多·阿多诺与马克斯·霍克海默合著了《启蒙辩证法》，主张启蒙不可阻挡地导致了极权主义，“为了进行管理，一切都可以被照亮”。他们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生活既是解放，亦是牢笼。无论是时尚还是艺术中的“风格”，都是个人主义的仿冒形式，它由商业利润最大化的需求所产生，并且贬低经验。他的《权威人格》一书更有影响力，该书认为“反犹主义原来是一种功能障碍性人格的可见边界，这种人格不但在普通美国民众的许多‘民族优越感’的和‘传统’的观念中，而且在他们对各种权威令人不安的顺从态度中显露出来”。该书警告说，战后世界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法西斯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正在大西洋西岸找到“一个新家”，资产阶级美国及其大城市如今正是“现代文明的黑暗心脏”。自此“权威人格”这一未经证实的措辞开始流行起来。
来到美国后具有影响力的众多经济学家中，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成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客座研究员和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客座教授，奥斯卡·摩根施特恩成为兰德公司、原子能委员会和白宫顾问。在说德语的流亡者中最有名的一位是彼得·德鲁克，他对消费行为很感兴趣，他的书《经纪人的末日》、《公司的概念》、《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反映了这一兴趣。人们称他是“管理者的马克斯·韦伯”，只是韦伯对“工具理性”感到悲观，而德鲁克则认为它是在现代世界获得救赎的主要手段。
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德意志帝国
1815年，德意志邦联成立。德意志邦联以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王国为最重要成员，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根本不能提供经贸快速发展和各地区之间交往日益密切所需要的稳定社会局面和统一政治机构，故邦联境内人民对实现国家的统一变得更为渴望。尤其是三十年战争后欧洲国家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更是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德国的分裂局面。随着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思潮风云突起，越来越多的人们都呼唤着一个统一德国的出现。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普鲁士王国担负起了领导德意志统一的历史重任。
普鲁士王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是实现德意志真正统一的最关键人物。1862年，即位不久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为王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全权负责德国统一事务。在介绍俾斯麦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个名词——“容克”。“容克”，原指没有获得实际称号的贵族子弟，后来渐渐成为普鲁士贵族的称号。在普鲁士，容克可分为宫廷容克、议会容克、军人容克、乡村容克等。俾斯麦便是来自乡村容克的一员。他年轻时，性格顽强好斗，激进粗旷。这种刚性十足的个性在他担任首相之初就体现了出来。俾斯麦第一次去议会演讲，就曾讲道：“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这句话，向世人表明了他关于实现德国统一所持的态度——“铁和血”，即要通过强硬的手段，大力发展军国主义，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武装自己，并且不惜一切牺牲。俾斯麦因这次演讲而获得了享誉世界的“铁血宰相”之称。
为了防止议会对自己铁血政策的干预与阻挠，俾斯麦宣布议会休会，随后他顺利解决了军费军资等问题。在俾斯麦的领导之下，普鲁士经过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三部曲”，顺利地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取得对法作战的完全胜利之后的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登基，正式自称皇帝，历史上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威廉一世任命国家统一的头号功臣俾斯麦兼任帝国首相。
德国能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实现真正的统一，除了俾斯麦个人的雄才大略及皇帝的积极支持，还与长期以来普鲁士的社会传统有关。普鲁士王国历代君主都高度重视发展军事，面对周边诸多列强的虎视，普鲁士将军国主义作为一项重要的立国原则。所以有人曾这样评价普鲁士：“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国家拥有一个军队;而对普鲁士来说，却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正因如此，不但德意志完成统一较为顺利，帝国建立之后更是迅速便跻身于欧洲强国的行列之中。
德意志帝国是一头猎豹，其个头在世界范围内虽不算太大却充满了力量。
带着统一国家之荣耀与自豪的俾斯麦，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时代的一项重要政治活动，就是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遏制。在俾斯麦的眼中，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乃“帝国的敌人”，帝国皇帝威廉一世接连两次遭到暗杀，虽然都未成功，却也激怒了俾斯麦，他又一次解散了国会，并给原有国会来了一次大换血。在俾斯麦的授意下，新国会通过了《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在各个方面对社会主义者进行了约束与限制。无比风光之俾斯麦的政治生命，在德意志帝国的皇位交替中完结。1888年威廉一世去世，其子腓特烈三世在位仅九十九天即因喉癌病逝，被称“百日皇帝”。其后，皇位由“百日皇帝”之子威廉二世继承。为加强自己的决策权，1890年威廉二世将俾斯麦解职，“铁血宰相”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若准确把握欧洲的近现代历史，有一点大家必须清楚，就是德法关系。由于同处欧洲大陆，故长期以来两个欧洲大陆的强国一直在不停地争夺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为了坐上欧洲大陆的头把交椅，法国将与英国的关系看得格外重要，而英法联合又必将会引起德国的仇视与不满。有鉴于此，为了对付英法，1873年，德国与沙俄、奥匈帝国结成了“三皇同盟”。1882年德国又与奥匈帝国、意大利缔约，结为“三国同盟”。由德国参与的“同盟国”，与英法参与的“协约国”互相比攀，展开了瓜分世界的疯狂斗争，两大军事集团的长期冲突与对峙，终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一战”使德意志第二帝国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与打击，德国经济陷入萧条之中，国内出现了粮食暴动与工人罢工。1918年，德国败局已定，这一年国内爆发了“十一月革命”。11月3日，拒绝出海作战的基尔港水兵举行起义，得到当地工人积极响应，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起义军控制了全城，揭开了十一月革命的序幕。当月9日，帝国首都柏林的工人和士兵发动了武装起义，威廉二世的军队未能将起义镇压，无奈之下，他被迫趁着夜色出逃国外，德意志第二帝国至此终结。两天以后，德国临时政府宣布投降，退出了“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