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法律调查报告 篇一
在我院近两年受理的案件中，出现了一个本不该出现的犯罪群体：大学生。这些生活在象牙塔中、备受社会关注的天之骄子们为何走上犯罪的道路，承办人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应注意什么问题，怎样才能减少大学生犯罪现象？带着这些问号，笔者对我院受理的大学生犯罪案件进行了调查分析。
一、大学生犯罪特点
（一）犯罪类型：大学生犯罪涉及的罪名十分单一，从目前统计情况看，仅涉及盗窃和故意伤害这两种罪名，笔者在调查前主观认为应存在的高智商犯罪没有一例；涉案大学生男女比例为7：1，男大学生主要涉嫌故意伤害罪，女大学生无一例外全部是涉嫌盗窃罪；
（二)涉案金额(后果）：涉嫌盗窃罪的大学生们下手的目标都是移动性强的个人物品，如移动电话、信用卡、随身听等，且涉案金额都比较小，多数都在千元左右，仅有一例涉案金额为七千元（审查结果为不起诉）；而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情节最高是“轻伤偏重”，绝大多数为轻伤；
（三)侵害客体：大学生犯罪侵害的客体多是同学，越熟悉的人越容易成为被侵害对象，如同宿舍同学。不认识的人被侵害权益的仅有两例(故意伤害罪一例、盗窃罪一例）；
（四）强制措施：大学生犯罪以取保候审为主要强制措施，且被取保人一般能遵守法律，仅有一例因传唤不到而改变强制措施的；
（五）处理结果：处罚一般都较轻。不起诉案件占15%，其余均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刑罚；在审理程序上一般适用简易程序。
（六）人员成分：在涉案大学生中，以民办高校的本专科、高等院校成人教育学院的本专科和公立高等院校的专科为主。在笔者收集的案例中尚未出现公立高等院校本科学生犯罪的情况。
（七）年龄结构：以本科一、二年级和专科一年级的学生为主。本科三、四年级学生犯罪的情况没有出现一例。
（八）户籍特征：以外地来京上学的大学生为主。仅有两例本地学生犯罪案例。
（九）犯罪主观故意：这些大学生主观恶性比较小，没有顽抗情绪，全部都能如实供述自己所犯罪行，且口供十分稳定，从侦查阶段到庭审阶段，均未出现翻供现象。
二、大学生犯罪原因分析
1、大学生法律意识普遍淡漠。
就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来看，重心仍然在于学历教育，而非素质教育。虽然几经呼吁这种“重学历、轻素质”的情况有所改观，但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状况。在中小学的课本当中没有关于普法教育的内容，就算是在大学，也仅仅是在大学一年级时开一门必修课“法律基础理论”。在这种教育制度下，从学生到家长都只注重分数，而忽略素质教育，守法的概念也就十分淡漠了。
2、社会大环境和学校小环境的影响。
大学生们虽然已经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但由于绝大多数属于自幼上学、很少接触社会，其心理状态还没有达到成年人的成熟度，周围的环境对他们影响不容忽视。
从社会大环境来看，学生们从小接触最多的就是电视和书报杂志。一些港台不良影视作品和杂志从视觉和心灵上冲击着学生们的人生观、道德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们的一言一行。某些长期浸淫其中的学生在脱离中学的“高压管理”进入较为自由的大学后，思想放松，有可能会走上歧途。虽然绝大多数犯罪的大学生案发后都后悔不已，但已无济于事。
从学校小环境来看，在犯罪大学生所属的学校中，民办大学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位居第二的是成人教育学院。不可否认，某些民办大学为吸纳高考落榜学生和低分学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成人教育学院也为社会上希望继续进修的人员提供了机会，但二者注重经济效益、实行松散管理的办学模式也为当地的社会治安埋下了隐患，更不利于大学生的成长。
3、犯罪大学生心理原因分析
（1）侥幸心理、冲动心理作祟。大学生犯罪当中，蓄谋犯罪的几乎没有，多是冲动型犯罪，即临时起意。犯盗窃罪的大学生多存在贪慕虚荣，贪图享乐思想。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鬼使神差般地将他人物品“顺手牵羊”，仅有一例是出于好奇、刺激的心理去偷窃；犯故意伤害罪的大学生多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待到把人打伤后又追悔不已。
（2）受心理失衡感、失落感的影响。在笔者收集的案例中，犯罪主体全部是大学一、二年级（包括大专）的学生，尤以外地学生居多。外地大学生初来北京求学，远离家乡和亲人，周围环境变动很大，心理处于学生向成人过渡的转型期；再加上自己囊中羞涩，心理易产生失衡或彷徨，孤独感也油然而生。自制能力差或是思想一贯懒散的学生这时如果没有人从旁开导，容易走上歧途。
4、诱使大学生犯罪的“导火索”分析
诱使大学生犯罪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诱使犯罪的导火索是被害人自身防范意识不强，给思想不良大学生以可乘之机。在盗窃案例中，被盗物品多是由被害人随手放置在暴露于公共视线之内的地方，引发了思想不良的大学生顺手牵羊；故意伤害案例中，被害人对有暴力倾向（或醉酒）的大学生缺乏防范意识，不懂得适时避让，以退为进，结果造成自身不必要的伤害。
三、承办人在办理大学生案件中应注意的问题：
1、承办人在办理大学生犯罪案件中，应以挽救为主，以攻心为上，针对个案制定案件审查方案，对不同性质的大学生犯罪要采取不同策略。对一贯表现良好仅是一时糊涂的大学生，要给予其适当安慰，鼓励其继续学业（或是继续学习）；对于确属主观恶性较大、劣迹斑斑的个别“害群之马”，承办人员也应注意将其与一般刑事犯罪分子区分，仔细审查后作出适当的结论。
2、承办人员应及时与学校、家庭沟通，深挖犯罪大学生的思想根源，不能草草结案了之。大学时代是一个学生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转折期，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办案中忽略了对犯罪大学生身边环境的了解，就不可能做好大学生犯罪预防工作。承办人员应以检察建议的形式督促学校（以民办学校为主）健全规章制度，树立良好的校风，尤其做好新生入校后的入学引导工作，加强大学生日常法律基础教育，加大对大学生的管理力度，使学校在教育产业化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完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3、承办人特别应注意办案后的回访工作。犯罪的大学生主观恶性不大，多是轻型犯罪，一般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就会刑满回归社会，还有不少被判处缓刑的大学生回归社会时间更短。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些大学生经历了自己人生最惨痛的一次教训，凭自身的努力很难做到“哪里摔倒哪里站起来”，更多的是需要周围的亲人朋友的帮助。然而一些学生家长“恨铁不成钢”，又是断绝家庭关系，又是对刑满归来的孩子冷嘲热讽，进一步打击了犯罪大学生的生活信心，很有可能会促使这些大学生破罐破摔，再次滑向犯罪的深渊。承办人员应该关注自己经办的大学生犯罪案件，通过写信、通电话等方法了解其近况，鼓励其改过自新，及时帮助犯罪大学生打消消极的念头，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
4、承办人员应针对大学生犯罪个案或同类案件及时调研，找出相似之处，及时与案发大学联系，以讲座、宣传材料等各种形式强化大学生的防范意识和法律意识，要求大学生们平时注意保管好钱财，遇事要冷静沉着，不能意气行事等等，均能起到很好的犯罪预防作用。
优秀法律调查报告 篇二
秉承学院团委“实践真知，提升自我，服务社会，共建和谐”的宗旨，今年寒假我选择了社会调研活动作为我的实践内容。众所周知，法律是我们维护正当权益的武器，只有充分运用法律，才能很好地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而拥有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是运用法律的前提。大学生作为具有专业知识的21世纪高级人才，其法律意识是否健全呢？于是我对汕头大学留校过年的50名外地大学（非本科法学专业）进行了调查。
一、 研究方法，问卷调查
调查时间为XX年年2月10日，在我的高中同学的帮助下，对汕大未返乡过年的50名非法学本科专业的外地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方式是无记名填写调查问卷，人工进行调查结果分析，从而得出调查结论。
二、 调查结果
通过问卷调查，对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有了基本了解，调查情况如下：
⑴、你生长在( )
a、农村 74% b、城市 26%
⑵、在你所有的经历中，曾经运用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吗？( )
a、有 18% b、没有 82%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大多数的大学生并不拥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当其政党权益受到侵犯时，都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是存在“算了”、“算自己倒霉”等等之类的想法。而在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中这一现象较为明显。
⑶、你能区分违法和犯罪吗？( )
a、能 24% b、不一定能 14% c、大部分能 62%
⑷、你认为你目前法律学习中的主要问题是( )？
a、懂得法律知识但不会实际运用 32%
b、缺乏法律知识 40%
c、能运用所学法律知识并解决现实问题 28%
⑸、你是否关注国家的立法活动或是法律报告？( )
a、经常 12% b、偶尔 74% c、从不 14%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只有12%，即6个人（调查对象为50人）会经常关注国家立法活动或是法律报告，还有14%，即7个人表示自己从不去关注，这表明了大学生对法律的重视程度是非常不够的，其认为自己只要守法不违法，法律是离自己很遥远的。
⑹、你知道《劳动法》里规定的试用期最长时限是( )？
a、三个月 22% b、六个月 48% c、一年 30%
根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试用期最长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而在调查中发现，有52%的大学生不知道，这一问题与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相关，可见大学生对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了解并不多。
⑺、你认为法律在生活中的作用是( )？
a、 很重要，是维护权益的有效手段 32%
b、 比较重要，有时试图用法律解决问题 42%
c、 一般重要，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运用法律 26%
d、 不重要 0%
优秀法律调查报告 篇三
（一）调查目的
立足于研究中国基层法律服务（特别是法律援助）的现状与改革在研究整个中国司法问题所具有的特别意义上，基层社会和基层政府是整个中国社会和整个国家的地基，对于基层社会的治理一直是中国政府治理策略（社会综合治理）的重点之一，基层司法构成我国司法制度的基础和主体（法律规定基层司司法局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基层司法所管辖的法律援助案件为主要且经常的法律援助案件）。≤www.≥在司法专业化与司法民众化的冲突/双重困境中以及强大的诉讼积案压力下，寻求建立为当事人提供充分、适当、可供选择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简单、小额的案件提供低廉、快捷的法律服务，亦即“获得正义”(accesstojustice)是当代世界普遍面临的重大课题。在中国这种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巨大并且不断增大却又实行单一制政府结构形式的大国，如何为占中国人口主要成分的基层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提供符合其经济、文化层次需求的有效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一方面直接关系到基层纠纷的解决和基层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将影响到作为“标准模式”的诉讼结构是否能够在我国社会里找到确实适合的土壤、并真正地扎下根来这一重大问题，并最终影响中国在尚未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阶段面临后现代社会的冲击能否作出适时适当的回应。
本课题所指的“基层”是以中国行政和司法建制为标准，指县级层次上的县（市、区），以及它们的行政下级（乡、镇、街道办事处）和司法派出机构（基层司法所）所辖的区域；本课题所称的“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本课题所考察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是指设在乡镇（街办）主要为本辖区的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服务的的组织。限于本课题的具体目的性和政策指向性，我们选取了在中国基层社会占据重要市场目前正面临着或存或废或发展或衰败命运的基层法律援助中心和基层司法所为窗口，以考察和评价这个特殊群体为基层老百姓所提供的上述法律服务为切入点，观察其在我国整个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同时通过考察在其沿革和演进过程中，与之构成职能交叉、隶属或管理、或竞争关系的国家行政机关（司法局）、国家司法机关（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社会性法律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从而透视我国整个基层法律援助体系的现状和走向。这种定位的现实根据是，官方文字资料分析和实证考察结果都表明，中国基层至今为止并未明确或完全区分“司法”职能（及其主体）与行政职能（及其主体）、政府救济与社会自治性救济，而基层法律服务所与上述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之间更是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结关系。
具体的调查目的又可分为以下几个: 农村基层政府:这里的基层政府包括司法与行政两部分，主要是指县一级和乡一级的政府机关和司法派出机构，主要调查它们在一些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起到的作用与影响。
乡土道德伦理:这里的乡土伦理不仅仅包括费孝通先生的“无讼”、“差序格局”等，还需要具体的深入到农村进行调查分析，进而来看这些乡土的道德伦理对于农民维护自己权利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与基层政府运作的关系等。 本次调查将围绕着农村的基层法律援助制度以及法律援助与基层政府以及乡土道德伦理的关系而展开，主要调查农村法律援助制度实施的状况，遇到的困难，基层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态度，以及农村传统观念对于法律援助制度实施的影响等。
（二）调查方法
在课题给定的三天期限内，我们选择以地方性文献调查为基础，对几个有代表性的考察点进行解剖，以大致掌握法律援助的发展脉络及其在所在地区的整个法律服务体系（包括基层法院、人民调解、仲裁、律师、公证等）中的位置，最后综合运用不同路径获得的信息，使之相互印证而获得完整结论:
1、文献资料的收集、阅读和分析
基层法律援助事业从成立、发展、繁荣，到变革的命运。通过收集、阅读和分析记载这一历史演变过程的现有文献。
2、实证考察与信息的获取和使用
由于现有文献资料所能够提供的信息存在多方面的缺陷，资料的残缺、笼统、抽象、以及资料获得渠道的官方性和主观性，都妨碍了对于目前法律援助站获得全方位的了解。为此，我们在罗田县选择了1个考察点，进行深入、具体、微观的观察和解剖。这个考察点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们的代表性或典型性（虽然它们也可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了某些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基本相似的地区的典型特色），而在于它们是整个中国基层法律援助站的缩影。我们希望在通过文献资料了解基层法律援助站的全面的（全国的）、宏观的和基本的（笼统的）状况-特别是了解其发展的历史脉络-的基础上，面对中国如此之大、法律援助站如此之多的背景，利用“解剖麻雀”的方法进行个体分析，也许能够从差异性中找到中国基层法律援助站的某些共性，观察中央政策和改革者的意图在现实中得以执行、抑制或变异的程度和原因，从而为新的决策提供一个自我检讨的视角。
3、考察范围
进行实证考察、获得信息的渠道包括:研究对象，即乡镇司法所，行政主管机关即县（或市）司法局（主要是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提供服务的主要场所（主要是竞争对手和改革者预期的替代者即律师事务所。）和作为法律援助主体的人民群众。
4、考察路径与方法
在中国的基层调查，必须正视被调查对象的文化素质不高和缺乏社会调查常识的现实，这种局限使我们限制了对书面调查方式的使用（比如问卷调查），而更多依赖于面对面的直接交谈（包括座谈会和个别访谈），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能形成互动式的交流从而保证对情况的真实而准确的了解，并使调查者能获取很多宝贵的感性信息和附带信息，但此种方式无法具有书面调查所具有的系统、面大和高效率的优点。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采用了综合性的考察方法，并使信息之间相互印证，包括:阅读当地文献资料、座谈会、问卷调查、实地/参与观察、个别访谈、考察对象按照课题组的要求直接以书面方式叙事。
文献资料是对历史的现实表达和对现实的历史记载。不过我们在使用文献资料时进行了比较谨慎的分析，理由在于:此次调查的目的是反映一个基层政府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现状，这对于那些长期以来并不为社会、上级和和学术所关注的默默无闻的群体而言，在心理上是不排斥也勿须掩饰的，因而他们在提供书面材料上可谓是“倾囊相助”。然而这些年度总结报告是作为年度向上级反映工作成绩的载体，所引述的大量数字可能存在水份。调查组曾专门就这些数字的统计方法询问过有关职员，我们获得的答复或者模凌两可或有意回避，或者直白地告诉我们:这些数据并不都是真实的。因此，这些数据和根据这类数据获得的官方全国性统计数字都不能成为形成我们结论的依据。然而，这些虽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数字却在某些层面上提供了发掘出真实、有用的信息渠道或线索，至少，在中国各界统计数字（包括司法统计）都存在相似问题的状况下，这些数据在评价法律服务所在整个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和角色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座谈会是我们调查所采取的最主要方法。由该地区司法局组织的座谈会，也邀请各个律师所的代表、负责法律援助的司法局官员或律师参加，由他们介绍本部门或本单位或本人的基本情况的过程中，调查组不断插话，有针对性地提问，并启发其他与会人员的积极讨论。这种方式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从整体上把握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并且由于与会人员一起讨论，相互提醒、启发、补充和纠正，形成对事物的全面而准确的认识。对于调查者的提问，常常在与会者七嘴八舌相互补充或纠正中获得圆满答案的，调查者则往往通过现场对提问的反应程度来判断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程度。此外，我们在小范围内的随机性拉家常式的座谈会-甚至在吃饭席间-所获得的信息，往往能够弥补正式座谈会上没有机会表达或不愿当着领导和同事的面公开提供的信息。
5、个别访谈
在通过座谈会对被调查对象及其一般性和共同性的观点获得基本和大致了解之后，我们随机选择了一些基层司法所个别访谈，特别是对从事过法律援助的司法所长的调查，主要是以个别访谈的方式进行的。不过，由于时间成本的限制和联系当事人的难度，本次调查所进行的个别访谈对象的数量和类型都无法保证其代表性，所以个别访谈获得的信息只能成为其他信息的一种印证。这种印证由于调查者直面消费者（实际上也正是本项目预期的行动对象）进行考察，因而对于项目结论的合目的性特别重要。
优秀法律调查报告 篇四
一。调查目的: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它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论观点，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态度，对现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评价和解释，也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认识、愿望和情绪等。生活中，人们通常所讲的“法律观念”、“法制观念”与法律意识近义。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守法与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对于社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加以分析，将有助于从社区公民法律意识现状出发，有针地性地搞好社区普法教育活动。
二。调查时间:20**年4月12号至6月20号
三。调查地点:安徽省亳州市花戏楼社区
四。调查对象:安徽省亳州市花戏楼社区居民
五。调查方法:通过访谈进行调查
六。调查内容
（一）对花戏楼社区居民法律意识的调查
1、调查花戏楼社区居民法律意识现状
通过对花戏楼社区居民法律意识现状的社会调查，法的地位并不高，作用很有限，权利意识很淡薄，人们普遍有一种耻讼、贱讼观念。中国几千年封建意识以及建国后极“左”思想的影响，使居民的法律意识还存在着与时代精神相冲突的若干传统观念相交织的状况，特别是存在法律制度的现代化与法律意识滞后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相当一部分居民仍习惯于按传统观念参于社会生活，评判他人与社会、解决纠纷及维护自身权益、甚至给“权大于法”以相当程度的认可，视法为维护道德的武器，致力于“无讼”来维护社会的安定，特别是封建统治者“言出法随”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存在，给某些居民造成了一种畸形的法律观念，“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这表明，法律权威的削弱和法律观念的动摇成为法制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2、调查花戏楼社区居民法律意识现状的目的和意义
通过对花戏楼社区居民法律意识现状的社会调查，了解现今我国城市居民的法律意识状况，通过了解进而加强和增进城市居民的法律意识，扫除法盲。通过普法工作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进行，使得法律知识在普及，居民的法律意识在提高，进而使其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对法律保持正确的态度，能够做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
3、调查地和调查对象的选择
调查对象是花戏楼社区居民。所被调查的的居民中无文盲人员，文化程度在小学到研究生之间，年龄在20岁到60岁之间。因此他们都具备理解和回答问题的能力。
4、调查程序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的是访谈的调查方法。因为被调查对象人数较多，所以采用的是以访谈的调查方法。
（二）社会调查的结果与分析
1、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主要是面向花戏楼社区居民的。在内容上主要分为七部分，分别是:法律知识及获得途径部分；法律理念部分；对法律功能的认识部分；对法律实施的评价部分；对法律的信任程度部分；纠纷解决途径部分；对居委会的认识和评价部分。为使调查能够真实客观的反映被调查者的思想和观点，在访谈时充分考虑到被调查者的文化水平的参差不齐，尽量做到浅显易懂。
2、访谈的基本情况
他们反映的主要问题是:（一)在一些地方法律得不到全面实施。（二）轻视法律、漠视法治的现象仍然存在。（三）居民对法律赋予的权利欠缺理解，不善于依法维权。（四）执法不严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五）法律的普及不够深入，宣传教育不够广泛，效果不很理想，尤其是边远地区、农村、企业、基层单位、学校等还存在“死角”、“空白”。(六）在立法（包括法规、规章）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部门利益倾向突出，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在地方立法中群众参与还不够。
七。调查结果:
此次调查的结果说明，居民的法律意识比较弱，知识也比较缺乏，从数据上看，都没有太在意生活中的法律问题，也许他们觉得，在生活中遇到麻烦是必然的，并不是法律问题，也有可能受家庭、社会等各种因素影响，让他们认为权利比法律有用，在此问题中虽然有50%的居民回答是“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但事实上，他们的法律意识并不是很强，但是关乎到自己利益和前途，关乎到自己今后的发展，大家自然而然就会认为那是不合理也合法的，人都是自私的动物，谁不会为自己谋利益，谁不希望今后的路能够更加顺利，这也是人之常情。
八。建议:
1、通过法律进社区活动提高居民的法律意识
法律进社区工作，就是以社区为依托，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开展的社区法律服务工作。一方面，要加强对“法律服务进社区”组织载体的培育和建设。可以组织律师和法律援助工作者等专业法律人士做好“法律进社区”，以及大力组织和发展社区志愿者队伍。“社区是个家，建设靠大家”。要努力号召和动员社区内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和热爱公益事业的在职和离退休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公证员和大中专院校的法律专业教授、学生积极参与法律服务活动，建立一支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以社区为依托，为居民提供义务法律咨询和法律帮助。法律进社区，社区将从三类人群进行普法教育，从而提高居民的法律的意识。
2、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充分发挥居委会、调解委员会作用，加强矛盾纠纷调处，积极疏导民事纠纷，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坚决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做到一般事情不出村，化解不稳定因素，提高群众法律意识，为居民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九、结语
通过这次社会实践调查，使我了解到我国居民的法律意识还很薄弱，依法治国的方针还需继续贯彻到底，只有不断提高我国居民乃至农民的法律意识，法治社会的好处才能得以彰显，社会主义的先进性才能更好的展现在世人的面前，社会才能和谐安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共同致力于创造中国的世纪华章。
优秀法律调查报告 篇五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离婚的增多就意味着家庭的不稳定，家庭的不稳定则会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 由此可见，离婚不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昔日曾共同生活、亲密接触乃至有过甜蜜时光的夫妻，今日何以曲终人散、分道扬镳 。笔者分别从我院近十三年的离婚案件进行了分析比较，并从近三年来审结的离婚案件中随机抽取了100件（判决和调解的案件）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一些微薄的结论，并提出一点拙见，以供大家参考。
一。 从1991年--2003年十三年来离婚案件的数量分析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件数 218 169 193 235 205 224 207 219 187 228 261 227 212
占当年的比例 20% 12% 16% 15% 13% 21% 18% 20% 15% 21% 25% 23% 24%
（说明:因从2002年开始实行大民事统计，为了进行比较，从1991年起统一按大民事统计方法进行统计）
从以上表中可以看出，离婚案件的比例总体上是有所上升，并且占据民商事案件较大的比例。几年来，许多国家的离婚率直线上升。据美国统计，在过去100年间离婚增长率是人口增长率的13倍，有1/3的初婚者以离婚告终。前苏联的离婚率也高达35%左右。我国1980年离婚率为4.75%，而到了1997年离婚率竟增加到13%，有的大城市甚至达到了25%。①
二、通过对近三年判决和调解结案的离婚案件抽样分析，离婚案件在实体上的新特点
（一）结婚时间比较短，离婚率却比较高
结婚不到一年的有5件，占5%；结婚1-3年的15件，占15%；结婚3-5年的16件，占16%；结婚5-10年的30件，占30%；结婚10-20年的25件，占25%；结婚20年以上的9件，占9%。
（二）、年龄比较小，离婚率较高
30岁以下离婚的占46.5%，30-40岁的离婚的占34.5%，40-50岁离婚的占13.5%，50岁以上离婚的占5%。
（三）、女性提起诉讼的比例高于男性
女方起诉为58件，占58%；男方起诉为42件，占42%。男方提出离婚的主要原因有:性格不和及无感情基础、女方有婚外情、经济纠纷及对性生活不满；而女性提出的离婚理由主要是:丈夫虐待妻子、性格不合、丈夫有外遇、经济纠纷及男方有罪。
（四）、离婚的原因比较集中
从分析表明，离婚的原因主要有:(1)。因一方存在婚外情而导致离婚的25件，占25%；(2)。 因不能正确对待家庭生活矛盾而导致离婚的23件，占23% ；(3)。因一方在外打工，夫妻长期分居而导致离婚的17件，占17%；(4)因双方感情不合分居而离婚的11件，占11% ；(5)因一方患有严重的疾病的8件，占8%；(6)。 因家庭暴力而离婚的4件，占4%(7) 。因一方被判处刑法而离婚的3件，占3%；(8)。因家庭经济困难而离婚的2件。 占2%；(9)因婆媳关系不和导致离婚的2件，占2%； (10)。一方因网恋而导致离婚的1件，占1%。(11)。其他案件4件，占4%。
（五)、通过判决或调解，离婚的比例高，有88件，占88%。(不包括撤诉案件在内）
三、在程序上的新特点〖第一┆范文网整理该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原出处所有。〗
（一）、举证困难。在证实夫妻感情破裂方面的证据主要是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其他相关的书证和证人证言比较少。书面证据主要就是结婚证，常住人口登记卡。大部分判决或调解离婚的，证据也不是很充分，从统计的判决准予离婚的57件案件中，只有结婚常住人口登记卡，当事人的陈述的有42件，占70%。大部分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是因为证据不足，从统计的12件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中，因证据不足的为8件，占67%。
（二）、公告送达的案件为11件，直接送达的为89件。
（三）、缺席的比例高，缺席审理的为24件， 占24%。
（四)、调解的比例比较低，调解结案的为31件，占31%。判决结案的为69件，占69%。(2003年我院一般民商案件的调解率为46%）。
（五)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后，短期内(在6个月到一年内）第二次提起离婚诉讼的比例高，有19件，占19%；第二次提出离婚诉讼判决准予离婚的比例高，19件中被判准予离婚的为18件，占95%。
三、上述现象存在原因的分析
（一）、为何离婚案件长期以来一直居高不下？
笔者以为:
从婚前感情基础来分析。现在在外打工的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特别是农村的年轻人，打工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大，又没有父母的监督和帮助，恋爱比较自由。但也产生一个负面作用，双方了解不是很深时
，就已经进行同居生活。从分析表明，婚前恋爱时间不到一年占18%，特别是早婚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结婚时一方未到婚龄的占15%。
从婚后的感情建立来分析:结婚的时间长短中分析，就会发现，结婚的时间的长短与年龄成正比例，30岁以下，一般结婚在10年以内，从时间上结婚10年以内的比例为36%；从年龄分析上30岁以下离婚的占46.5%。即年龄越小，其结婚的时间越短，夫妻之间的感情还不很牢固，加上年轻气盛，说离就离。但大部分都已生育了子女，孩子也比较小，认为孩子小越好办，对孩子的感情上不会有较大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结婚的时间越长，一方面夫妻的感情比较深厚，不易破裂；另一方面，随着孩子长大，双更多的要考虑孩子的感情及其影响，也就会比较理智。
从离婚的原因来分析:年轻的夫妻离婚，大部分是因为因一方在外打工，夫妻长期分居而导致离婚。本来婚前基础不牢，结婚的时间不长，夫妻如果一方外出打工或双方不在同一个地方打工，夫妻长期分居生活，感情就会慢慢变淡，很难经得起冲击。另外，外出人员一般年收入在1.5万-2万元，和在家乡的收入反差强烈，从而导致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变化。一旦有什么波折，及易导致离婚。
（二)、为何30岁以内的离婚率较高(达46.5%）
以前在农村，一谈到离婚，就觉得十分丢人。现在农村的青年在外打工的比较多， 他们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多，见得世面比原来的要宽阔的多。人们的生活观和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加上现在的电子信息高速发展，人们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对离婚的案件及离婚程序了解的比较 清楚。夫妻之间实在和不来，能够比较理智的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另一个方面，由于受到外面的精彩世界的诱惑，一些人开始对自己在家务农的结发之妻感到不满，想方设法通过婚外情来寻找满足，有的想干脆加以抛弃。
（三）、女性提起诉讼的比例高于男性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妇女在家庭中经济地位提高，不再忍气吞声，一旦对婚姻不满，就可依自己的意愿提出离婚。离婚后，妇女有能力自己独立生活。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男人对外交往比较多，接触危及婚姻关系的不良因素的几率比较大，相对女方更容易受外界影响，比如有的丈夫养成了赌博、酗酒等不良嗜好，有的丈夫不尊重妻子，对妻子任意打骂，还有的与他人同居，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夫妻之间的感情。欧美男性提出离婚的主要原因有:太太有外遇、要求太多、无法与亲戚很好相处及婚姻对自由限制过多。而妻子提出的离婚理由更多，主要有:丈夫大男子主义、不关心体贴妻子、婚外性关系、嗜酒及赌博、婚姻暴力（对妻子进行身体和心理虐待）、个性不合、性生活问题及财务困难等。
（五）、离婚原因比较集中的体现在婚外情方面
从上面的分析表明，因婚外情而导致离婚的比例位居第一。成年人的婚外情，尤其是男性所占的比例要高于女性。从分析的数据反映，男性为15件，女性为10件，比例为1.5:1。据北京某区调查，由“第三者”插足而引起的离婚在1982年占总数的14%，1983年占30%，1988年达到了40%左右。在上海徐汇区的调查，随机抽出的633件离婚案件中，夫妻一方或双方有婚外情的占了35%。武汉某区1995年1-7月受理离婚案件480件，其中因“第三者”插足的占了60%以上。而婚外情中，真正纯感情交往的比例比较小。大部分都与性有关。巴尔的摩的心理学家葛莱丝针对发生外遇的男女所做的研究发现，75%的男性表示性欢愉是让他们“偷腥”的主要原因，但只有35%的女性如此表示。77%的女性认为发生婚外情的理由常常是“陷入恋爱之中”，而这个比例在男性中只有43%。②婚外性关系的背后也隐藏着种。种动机:对幻想的爱与性的追求，或对浪漫的寻求；好奇心（尤其是那些没有什么婚前性检验的人）；妇女想证实自己的吸引力，男子想证实自己的男性气质；各种原因引起的性自卑；性厌烦；性试验；对自己伴侣的报复（即使是不让对方知道）；偶然遇到实现妄想的机会，以及想验证一下自己的能力。对于有些人来说，婚外性关系的吸引力，在于其秘密性，他们说“猥亵”的性比“合法”的性更令人满足等等。当然也有出于性需要未能满足的情况。旅游、节假日、离家在外和晚会等，都会是引起婚外性关系的潜在因素，但通常只是短暂的。由于现在男女在外打工，机会都很多，这就增加了亲热的机会，使得婚外性关系更有可能。除此之外，大部分以夫妻感情不合、不能正确对待家庭生活矛盾为由的案件中，其实际上就隐含了夫妻性生活不协调的原因在内。新近上海的一份调查报告则明确表明，自1984年以后明确提出因性生活问题而离婚的人数明显增加，目前在离婚夫妇中有23%以上认为性生活不和谐而不愿意将家庭维持下去，还有36%的离婚缘由系“第三者”插足所致。这样，直接由性因
素造成的再加上“第三者”插足所致，在离婚案例中竟有半数以上与性有关。③
（五）、现在
离婚案件在程序上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主要是离婚案件有其独特的特点
1、 突出表现离婚案件的证据缺乏与离婚率高的矛盾。离婚案件涉及的主要是人身关系，尤其是感情方面的事，是人的内心的思想活动，只有当事人本人最清楚，别人只能从一些表面现象去摧测，加上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大家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和“宁愿建一座庙，不愿拆一桩婚姻”的思想，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证人是比较困难，但有些案件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又没有人肯出来作证，另一方当事人又不答辩和参加开庭，通常如果是第一起诉的，以证据不足判决不准离婚。如果是第二次起诉的，一般仅以原告的陈述就判决离婚。
2、公告送达的案件增多，案件事实无法查清，处理上随意性较大。在实践中，一方因下落不明，其原因主要有在外打工，从未与家人联系，一般与家人联系，只要其家人不说，仍无法查找其下落；还有就是一方本来是外省人（多数是女方），如果夫妻关系发生矛盾，大多数是一走了之；另外就是一方（也多为女性）存在婚外情，干脆家庭与情人远走高飞。而另一方又常因计划生育被罚款，这时起诉到法院，只有通过公告送达。这类案件在证据方面也是不很充分，但通常多会被判决离婚。
3、对待离婚案件的观点正在发生变化。大部分办理离婚案件的法官认为，离婚案件是涉及个人的隐私问题，因充分体现个人意思自治。只要当事人提出离婚诉讼，对方同意离婚，不管是否符合判决离婚的条件（夫妻感情完全破裂，调解离婚的除外），一律判决离婚。不再重视调解的方式结案。
4、同样是审理一件民事案件，对于离婚案件所花费的时间和成本要高于其他案件，而且从效益的角度来讲，又是比较低，因而大部分法官对于离婚案件并不是十分的重视。往往抱有一种吃力不讨好的感觉，所以在处理上，主观随意性比较大，很少去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5、第二次起诉在一定的意义上变成了判断是否准予离婚的又一新的标准。笔者在上述的分析中也提到，第一次起诉如果证据不足，被判决不准离婚后。通常法官会对当事人解释只有等下次起诉，当事人也会认为第二次起诉，法院一定会判决准予离婚。而实践中，在当事人第二次起诉后，即使证据不是很充分，一般也会判决准予离婚。这里的理由一般有两种，一是依照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在被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分居一年以上，视为夫妻感情确以破裂；二是以被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的夫妻关系没有能够改善，因而认定其夫妻感情确以破裂。
四、思考与建议
民事案件无小事。单个看起来离婚案件只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有人认为离婚案件比较简单，其实不然。在民事案件中，离婚案件不仅在数量上占据较大的比例，而且离婚案件也是最为复杂，且最为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一类案件。如果处理不好或不妥，极易引发新的矛盾和纠纷，各类报纸也经常登有这类报道。
（一）、端正认识，抓好离婚案件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但是在我国，犯罪学家、临床心理学家分别证实了青少年犯罪和青少年及儿童罹患心理、精神疾病与家庭环境的关系。临床心理学的大量统计数据说明，亲生父母离异的过程和结果，都对孩子尤其是幼龄孩子造成不可避免的心理伤害，他们的孤独、自卑、怨恨等不让良情绪可能导致难以矫治的人格障碍。因此，应重视对离婚案件当事人的调解工作。这需要法官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工作。这又与司法效率相冲突。通常，我们对待事关重大社会生活特殊类型的案件，成立专门的法庭进行审理，如少年法庭，军人维权法庭等。在这里笔者有一个建议，即各基层法院成立一个专门的婚姻家庭法庭。配备一些经验丰富的资深法官和适当的女法官，注重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解开当事人的思想疙瘩，尽量挽回一个家庭。对这样的专门的法庭，不宜定经济指标，对它以一高一低两个比率来进行考量，即以调解结案率（高)和当事人重复起诉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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